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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建立机制非常必要
2015年06月17日 08:57 来源:中国网 作者:张林 蒲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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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讯 实习记者蒲俊)6月12日,第四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机遇与挑战”。与会专家学者与师生、媒体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的进展、G20组织和亚投行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设计和规划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主持。
第四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建立机制非常必要

  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孙振宇回顾了G20峰会的作用,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的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孙振宇认为,G20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前三届峰会,各国集团全力以赴应对挑战,加强各国的金融监管,共同出资,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经济政策方面加强协调,对把世界经济从灾难边缘拉回来作出了很大贡献。第二阶段议题越来越多,峰会的进程相对平稳,随着结构改革和调整,各种分歧显露出来,取得的成果比较有限。

  他认为,G20反映了世界格局从“一超独大”到“一超多强”的变化,尽管美国在G20内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新兴国家也拥有了发言权。G20峰会机制的建立,代表着强国单独治理的时代结束和多元治理时代的开始。

  最后,他希望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各国领袖要强调多边贸易的重要性,把现有的多边谈判结合起来,关注发展中国家诉求。希望国际区域金融机构能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制定一个国际多边的贸易投资协定,把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协议再延长三年。此外,G20杭州峰会应该强调与联合国的合作,支持联合国及其机构在相关领域的作用,推动发达国家完成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占GDP的0.7%的义务,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待遇等。

  亚投行的创建得到了域内域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金砖银行的筹建工作也已进入程序,亚行、亚投行、世行、金砖银行能共同为亚洲互利互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在对亚洲投资的瓶颈下,建立新机构的必要性问题上,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表示,首先是需求问题,从2010年开始到未来六年,每年还需要7500亿基础设施投资,现有的开发机构,无法满足这么巨大的需求。

  其次,提高亚行、世行等的贷款率难以奏效,多边机制有多边机制的规则,要提高贷款率,必须增资,还要开源节流,作出改革,但有些国家无法达成一致。因此,筹建新的开发机构成为新选项。新机构不是去挑战现有机构,而是要与他们形成一种合力和互补的优势,共同促进亚洲地区可持续性发展。

  周强武还对全球治理水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今的体系依然是二战后形成的体系,几大银行存在一些问题,政治上以偏概全,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其声誉受损,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权力也未能得到相应的反映。亚行等能否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改革,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否会因AIIB和金砖银行而又发生改变,值得我们期待。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对当前G20工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与改革问题上的进展进行了梳理。王勇提出,在经济方面,G20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治理平台,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另外,中国总结参与G20的经验,这是一个更大的平台,更具代表性。中国扩大参与学习全球治理,是希望中国和G20 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兴经济体都有需求,要继续推动全球GDP增长,看到“一路一带”的风险,采取更有效措施防止新风险的发生,促进世界市场继续开放。

  王勇最后提出,要应对G20峰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要正确把握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加强和发达国家的交往与合作,避免相互猜疑,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等交流,要考虑怎样增加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活动,以亲切、人文主义的办会理念与风格筹办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宇燕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希望寻求一套完整的全球治理逻辑。他认为,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成为必要,通过克服集体治理的难题,达到一种全球治理均衡,从而使得全球问题得到解决,进而总结和评价这种治理模式。他指出,全球治理问题的一个核心难点就是集体行动,要克服集体治理难题,就要为不同国家提供激励的机制,一种方法是制定“非中性”的规则,另一种则是寻求共同利益。

  会议最后,来自首都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师生观察员和媒体就G7和G20的效率与代表性、在全球治理上的行动力问题、中国在亚投行是否拥有一票否决权、G20峰会议题的设置等问题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专家认为,G7只是发达国家治理难题的机制,而G20使得新兴经济体发挥了更多作用,因而比G7更具代表性,体现了一种负责任、有担当和做贡献的精神,同时这些经济体也会从中受益。针对“随着亚投行参与国家的增多,中国的份额和话语权是否会被稀释”的提问,周强武主任说,中国无特殊的利益诉求,不刻意追求高份额和高投票权,也不会刻意放弃否决权,而是努力建立一种集体协商的机制。至于亚投行首任行长,也应是先制定行长人选的标准,再去选择符合标准的人,并非一定是中国人。目前,G20想要建章立制还有一定困难,因而需要积极发挥现有机制如B20、T20等会议以及智库的作用,加强监督,提高效率,共同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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