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太，频繁介入中国周边事端，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面临诸多的麻烦，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如何有所作为，并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谋求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结构的解析，来说明中国深化与拉美国家合作之必然性和可能性，以及在中国拓展自己的外交中深入到美国的“后院”，是战略上对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回应。其分量是美国在遏制中国时不得不顾及的。本文所指的世界体系是指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世界范围内由各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与作用所形成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世界政治体系（或国际政治体系）①和世界经济体系。本文从学理的角度，讨论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对中国与拉美国家合作的影响。

　　一、历史：中、拉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困境与相互合作的限制

　　从理论上讲，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国家间合作，能够使双方取得收益最大化。用此观点看待合作，中国、拉美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但是，在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意愿取决于双方，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拉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给中国和拉美国家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第一，在拉美国家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心发达国家并没有把中、拉的发展作为己任，而是把中、拉作为原料的产地，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成为自己繁荣富强的源泉。其结果是中心发达国家的繁荣，中国和拉美的贫穷落后。

　　第二，在拉美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中、拉国家拥有了主权，能够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却制约了它们的发展空间。为建立西方势力范围，取得与苏联争霸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干涉他国的内政。拉美国家一直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美国的“门罗主义”将拉美国家的发展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将拉美国家一直作为美国的原料的来源国，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中国则因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政治遏制和军事包围。可见，美国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层次的提升。独立后或建国后几十年，为避免在世界经济中遭受中心国家的剥削，为防止西方国家对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干涉，中国和拉美国家都采取了封闭式的发展战略，使得其经济发展十分有限。

　　第三，在封闭式发展走入死胡同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战略，不断向中心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吸收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实现了与中心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初步合作，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

　　１９８９年中心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干涉其内政。为了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美、欧、日联合制裁中国。它们撤销了之前与中国达成的多项经济合作合同，停止了多项拟定给予中国的贷款，刚刚开启的中美合作、中欧合作、中日合作不仅停止，而且出现了大倒退。拉美国家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发展停滞后，开始实施调整和改革。它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希望与美国等中心国家合作走出经济发展的困境，但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指导的改革则使拉美的发展再次陷入困境。

　　第四，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体系结束了两极结构，也结束了两极对恃的世界政治格局对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制约。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拉美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国和拉美国家几乎全部开放了市场，这完全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按理说，在这种条件下，互补性很强的中国、拉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心发达国家则给双方的合作人为地设置了种种障碍，并企图左右中国、拉美国家的发展政策，从而增加了它们从中心发达国家获取资金、贷款、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难度，也给中国、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设置了更多、更高的门槛。鉴于以上历史，独立以来，拉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寻找摆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结构困境的道路和方式。早在上世纪它们就提出了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①。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团结合作，坚持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在经济领域，它们建立了一系列的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在贸易、金融、资金、技术、粮农、能源、工业等领域开展了初步的合作，并促成了１９７５年的第一次全球性的南北对话。１９７３年的石油斗争则是南方国家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上世纪南南合作主要基于以下机理：

　　第一，国际政治两极权力体系及其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纷纷获得了独立。但是独立后的新兴民族国家面对美苏争霸的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美苏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争夺，使刚刚获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面临着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危险。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丧失主权独立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抵御两个军事政治集团对其政治经济独立的威胁。

　　第二，世界经济体系及其中心—外围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世界经济体系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平等的交换、垄断和统治剥削为基础。其结构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居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具有垄断地位，主导着体系的发展变化，控制和剥削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体系一直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的低级层次。这种国际生产体系的劳动分工在国际贸易中必然表现为不等价的交换。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的不合理，低附加值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价格的巨大差异，使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国际贸易中受到剥削，而且其产品实现也非常困难。发展中国家为获得资金，在向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举借资金时，不仅艰难，而且条件苛刻，其结果使它们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为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南南合作有利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提高与发达国家谈判的地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集体自力更生的南南合作理念不仅是基于那个年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刻认识，也是基于当时发达国家对与中国、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不平等待遇。鉴于上述机理，同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上世纪在此框架下的中拉合作却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

　　其一，国际政治两极体系的制约。在两极国际政治体系下，美国严格禁止作为自己“后院”的拉美国家与新中国进行官方接触，甚至阻挠、破坏拉美和中国的正当贸易关系。［１］（Ｐ２）由于美国通过泛美体系对拉美国家的控制，“拉美国家普遍对中国存在较大疑虑，在美国的压力和影响下，继续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追随美国，反对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２］（Ｐ４６１）

　　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拉美国家才纷纷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①。到８０年代末，中国才与１７个拉美国家②（不包括３个中止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其二，双方发展战略和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建交，为双方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但是当时中国和拉美国家均采取的是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外经济合作非常有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在经济结构方面与拉美许多国家相似，相互经济互补性很差，合作的领域也非常有限。特别是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贫困，在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力不从心。

　　二、现实：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结构的

　　刚性与拉美发展的选择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深刻影响着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世界体系的结构困境导致世界各国难以幸免。金融危机的后果首先在美国蔓延，接着引发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导致中东北非的乱局。目前，正在使近年来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减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由中心国家的协调治理向中心—外围国家合作治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在内的以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协调和发展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发展为“七国集团”机制。该机制维护了中心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此后３０多年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七国集团”（后为“八国集团”）试图将该机制打造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它们象征性地邀请了５个发展中大国以及与年度会议主题相关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八国集团”的非正式对话（即“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但是无论是会议议题的确定，还是会议的决策，都把这些与会的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其目的在于以此方式既解决代表性不足，又维护中心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使中心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快摆脱困境，美国提议将１９９８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建立的“２０国集团财长会议”提升为“２０国集团峰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协调的中心。这样，１０个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了该机制的正式成员，与中心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的协调与治理。“２０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使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能够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也为它们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正是在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和协调下，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在这个机制下，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提高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发言权。然而，世界经济关系的上述变化，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

　　首先，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多强力量的发展，虽实力加强，但并未改变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体系结构。表现在：其一，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就军事实力而言，美国２０１２年度的军费支出仍然高达６８２４．７８亿美元，尽管其占全球总额比例自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首次下降到４０％，但仍是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比排在美国之后的十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之和还要多①。美国是唯一能将其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投入到世界遥远地区的国家。［３］（Ｐ１４６）美国在３８个国家分布有７２５个军事基地。［４］（Ｐ１８１）

　　这些海外军事基地保证了美军的远距离作战能力和对全球的控制。同时，美国在太平洋以美日同盟为轴心，在大西洋以北约为中心构筑起了拱卫美国本土的联盟体系。就经济实力而言，美国仍然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最大份额。２０１２年，美国的ＧＤＰ总量达到１６．２４万亿美元，相当排名第二中国（８．２２万亿美元）的近两倍②。其他“多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是难以与美国抗衡。

　　其二，美国仍在把世界政治纳入自己称霸全球的战略轨道。冷战结束后，美国为维护全球唯

　　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全球战略是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全部纳入到自己主导的全球战略轨道。为此，美国在其盟友的积极配合下，向全球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推动解体后的俄罗斯、中亚和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促进亚非拉广大外围地区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调整和改革。“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借助世界各国全力支持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良知，打胜了阿富汗战争；随后，擅自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反美的伊拉克政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在两国建立了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此间，美国完成了在中亚、西亚的战略部署，对其潜在的对手俄罗斯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实施了有效的控制。由于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难以支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庞大军费开支，宣布从这两个难以治理的烂摊子中抽身（阿富汗在２０１４年全部完成）。当前，美国完成了全球战略部署，重返亚太，支持所有与中国不睦的邻邦，挑起事端，恶化它们与中国的关系，破坏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遏制中国的崛起。

　　其三，世界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中心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发展中国家肆虐。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的权力政治逻辑仍主导着国际事务，美国在朝核危机、伊核问题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问题上都居于主导地位。中心发达国家一直以人权、人道、良治为由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２０１１年以来它们借西亚、北非内部的民主进程，支持反对派，推翻现政权，推行西方政治体制；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断打压，企图以压促变。西方民主政体的建立、多党制的实施并未给发展中世界带来福音，在西方的干涉下，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乱局至今难以平息。

　　其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制度和运行规则。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依然如旧，中心仍然主导着外围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国际生产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也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运行的规则、制度也没有改变。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中，美国虽减少了投票权和份额，但仍独享该组织１６．４７１％的投票权和１７．３９８％的份额。

　　而按照ＩＭＦ的协议，许多重要决策，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均需要８５％的票数通过，因此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在南北合作中，南方国家仍受益有限。２０国集团中的南北全球经济合作虽有成效，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了一点份额，如中国投票权从３．８０６％增加到６．０６８％，份额从３．１５９％增加到６．３９％，印度的投票权从２．３３６％增加到２．６７２％，份额从２．４４１％增加到２．７４９％①，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规则，这点增加无足轻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一直制约着拉美国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的经济学家都在探讨拉美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寻求拉美发展的道路。无论是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理论家们，还是以多斯桑多斯、卡多佐等为代表的依附论理论家们，都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经济体系及其结构对拉美发展的制约。为摆脱这种制约获得经济发展，拉美国家的政府都先后将这些理论付诸了拉美国家发展的实践。然而，无论是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还是采纳依附性发展的路径，都没能使拉美任何一个国家走出发展的困境，成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此后，它们又被美国“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改革拉入了经济发展的泥潭。直到左翼政府执政之后，拉美的经济才开始有了新的起色。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打击了拉美的发展势头。如今，拉美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摆脱发展的瓶颈，实现发展的问题。从前文分析可知，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的地位也没有改变。作为美国的后院，拉美在地缘政治经济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从理论上讲，有利于拉美国家与美国合作，实现经济发展。但拉美独立后一百多年的实践，并没有见证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平等合作，历史更多展现的是美国对拉美独立自主发展的种种限制和干涉。就当前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拉美不在其全球战略的中心，其发展也不在美国全球战略考虑的范围之内。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始终制约着拉美国家的发展。在体系内谋求发展的拉美国家，最佳选择是利用自身的经济和资源优势，寻求多元的合作伙伴和发展途径。其中，与中国的合作应该是拉美国家明智的重要选择之一。

　　三、新世纪中拉合作的实践及

　　深化合作的战略意义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济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８１．７９亿美元增加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９８４．８亿美元，从全球排名的第１０位上升至第６位。

　　２０１０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２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８３５８０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５６８０美元①。中国对外贸易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４亿美元上升至２０００年的４７４２．９亿美元，［５］２０１２年又上升至３８６６８亿美元。［６］

　　新世纪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纵向国际分工来看，中国在每个层次都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产品。就横向国际分工而言，中国在许多产业都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在某些领域还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为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展多领域、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拉美国家在经历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困境之后，开始了新的一轮的经济调整。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的失败为拉美左翼上台执政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为上台执政的左翼政府的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它们开始打破原有的合作思路，摆脱美国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束缚，寻找美洲之外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巨大的变化，无疑吸引了众多的拉美国家。它们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与中国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了较深入的经济合作。在新世纪这十多年的合作中，中拉创造了四种不同的合作类型：以巴西为代表的全面合作，以墨西哥为代表的竞争性合作，以智利为代表的互补性合作和以巴拿马为代表的自贸区合作。这四种不同的合作类型正在改变中国在２０世纪把拉美作为一个整体的合作方式，开始在合作中注意拉美国家不同的国情、国力、经济发展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表明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多样性发展特质的经济体。正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合作的这些变化才使中拉合作具有了多样性和互补性，才使起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拉南南合作有了深化的可能和条件。从中拉合作４０年的纵向发展来看，中拉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相较中国与亚非地区的合作横向比较而言，其合作范围和深度都不如中国与亚非地区的合作广而深。因此，目前中拉的合作仅仅只是个开始。从中拉贸易额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来看，２００９年，中国和拉美国民生产总值超过４万亿美元，而双方贸易额仅１２００多亿美元②。中拉贸易额对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不足道。

　　２０１２年中拉贸易额虽突破２６１２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１３５２亿美元，进口１２６０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１．１％和５．２％），但中拉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也只有６．７６％。［７］而且中拉贸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③。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统计，［８］（Ｐ１５）２００８年，拉美对华出口总额的约９０％都来自于属于南锥体的四个国家：巴西（占拉美对华出口的４１％），智利（占拉美对华出口的２３．１％），阿根廷（占拉美对华出口的１５．９％），秘鲁（占拉美对华出口的９．３％）。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数据，２０１２年中拉贸易只占该地区对外贸易额的１１．２７％。

　　因此，无论从合作的深度，还是合作的广度，中拉深化合作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更重要的是深化中拉合作对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具有全球战略意义。

　　其一，中拉深化合作有利于挫败美国对中国战略空间的挤压，削弱美国对拉美事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无论是支持菲律宾对中国南海海岛的主权要求，还是联合日本搞军演，其目的都是在给中国制造敌人，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制造难题和障碍。中国与拉美深化合作，实际上进入了美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独有的后院，或者说进入了美国一直视为己有的地域，进而可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也符合拉美国家摆脱美国控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的外交目标，符合拉美国家的利益。

　　其二，有利于推动世界政治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多元国际政治格局的建立。多元化的国际政治发展趋势一直在挑战美国的单级霸权体系。中拉合作，在拉美地区建立多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促进拉美诸多大国的发展。特别是南美大国巴西已经是当今南美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已经有了许多共识，深化中国与巴西２０多年来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有利于巴西成为未来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一极。

　　其三，有利于同处世界经济体系外围的中拉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增强实力，提升中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革，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如前文所述，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南合作有利于增强南方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促进南北对话来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