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的出版，给我们党的“红色家谱”库增添了一部目前历史跨度最长、研究成果最新，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党史著作。这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九十年》不仅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一部非常好的党史教材，而且提供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党史和写好党史的一个范本。这对于进行革命传统、历史经验、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教育，对于加强党的基本理论武装，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本书的优点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达到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历史、现实、未来是贯通的。党史工作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我们说这本著作达到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首先体现在时间的大跨度上，它写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90多年的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的重点是民主革命时期；90年代以后，党史研究重点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延伸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近几年，中央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历史研究。但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尽管出版了大量文献资料，总的来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历史都很重要，都和现实有着联系，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因而显得更为重要。这部著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段历史的撰写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依据中央的有关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和评价，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把著史的下限划到最近，这在史学上是一个创新。当代人是否能够写好当代史？编写历史著作到底应以何时为下限？这个问题史学界曾长期讨论，直到今天看法仍不一致。有人坚持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相对凝固化、能够得出比较确切结论的事实才可以称为历史，而仍在进行、流变、距今很近的事实则是现实。前者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后者属于现实问题研究的范围。也有人认为，已经过去的所有时间都属于历史，历史与现实并无截然分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认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各有各的优点。当代人写当代史，就其优点来说，由于作者置身当代社会实践，对当代实践有亲身的感受、直接的观察，所记载的事实更能少一些主观推断。《九十年》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下限划得很近，一直写到党的十八大。这本书的写作成功说明，把党史研究和编撰的下限延长到最近，便于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思考，完整地了解事物演变的过程，对我们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大有益处，这种方法不是不可以成立的。阅读本书就有这样的感觉：从大的历史趋势看，现存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都有其内在的根据。这对于加深对当前我们党实行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第二，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所谓党性，就是牢牢把握“党史姓党”的原则，始终坚持党史研究宣传的正确方向，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编写党史。所谓科学性，就是树立科学的历史观，遵循史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九十年》紧紧把握党的历史主题和主线，紧紧围绕党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九十年》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犯的错误及其后果，不是简单化笼统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并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目的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正如《九十年》“结束语”所明确指出的：“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失误和曲折呢？没有一个政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是能否从错误中学习、得到教训。既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要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而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更好的教科书。错误能够成为正确的先导，但不是无条件地成为正确的先导，关键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真正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九十年》对“文化大革命”根本否定，强调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时，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九十年》既强调“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又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错误同两个反革命集团区别开来了，澄清了国内外一些人的模糊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九十年》还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这本著作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经验教训，对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在中国再度发生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党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评价。比如，对于陈独秀，《九十年》明确提出，1920年发表《谈政治》一文之后，“陈独秀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成为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九十年》坚持认为陈独秀是有重大责任的；同时又根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新成果，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实事求是地指出，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同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如此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也难以摆脱共产国际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有直接关系。这些表述是比较公道的，不因为其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