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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从实求和 志在富民
2017年11月22日 08:4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徐平 字号

内容摘要: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其一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

关键词:费孝通;文化;研究;中国;民族;诺斯基;调查;学术;社会人类学;变迁

作者简介: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作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他留下的700余万字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宝贵记忆。本文作者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为后辈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标杆。

 

  学人小传

  费孝通(1910—2005),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至1938年留学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马凌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专攻社会人类学。回国后,他一直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写的《江村经济》(即《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是第一次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农村的著作,深受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好评。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87年到1990年,我有幸跟随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边区开发。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恩师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也总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费孝通先生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他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研究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一

  费孝通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却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其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旨在根据地方志材料记载,找出婚嫁时“亲迎”习俗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同年,他又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此时,他谈的文化,已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正规,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在当时比较超前。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首先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吴文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在当时世界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都算得上领先。1936年,吴文藻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马凌诺斯基。他向这位功能学派大师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

  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凌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同时也知道了正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因此马凌诺斯基一回到英国,便从他的大弟子弗斯手中接管了费孝通,亲自指导其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凌诺斯基一首一尾的两大弟子。

  费孝通原本想以大瑶山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弗斯却认为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对中国研究更有代表性,由此也奠定了费孝通成功的机缘。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结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2005年,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我有幸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80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出版了新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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