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的“一论二史”

　　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提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一般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化”，这当然没错，但在学理上并不全面。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不仅是指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即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即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一论二史”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对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说，“一论二史”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资本论》第一卷呈现的“一论二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发表150周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呈现的“一论二史”密切结合的学理依循，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系统化”的集中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经济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学理依循就在于：“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到充分体现。

　　恩格斯在提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社会历史观特征时认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恩格斯强调社会历史观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凸显经济史在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中的重要意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通过把农业和手工业之外的“一切产业”，都归结为制造业的办法，使“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经济史作为把握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逻辑的探索，成为《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探索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根据，也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系统化”的重要体现。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阐释中，对“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把“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划分为两大经济史阶段，即“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和“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二是在相对剩余价值问题阐释中，对工场手工业时期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发展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指出：“对于由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过程到“变革生产方式”的研究，着力点是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变革问题等等，这些构成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工场手工业时期到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史研究，揭示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逻辑。三是在资本积累过程问题阐释中，对原始积累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认为，按照“我们的方法”，在研究“已经形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时，并不排斥资本“形成史”的考察，必然包含“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即“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对“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上的回溯，不仅可以得出一些“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把过去的研究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而且还能够“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只有通过对资本积累这一“必然开始之点”即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史研究，才能理解资本积累的本质及其“未来的先兆”和“变易的运动”。

　　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经济史研究及其意义是十分清楚的。1867年1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刚出版，马克思得知库格曼夫人想读《资本论》，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再就是《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看来，涉及经济史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和入门，从而凸显了经济史阐释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解的作用和意义。这就如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所认为的：“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熊彼特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

　　从“一论二史”上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一理解，适合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在规定和学理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于经济学说“系统化”的一般学理要求。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常被提起。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里提到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缺乏对这“二史”的研究，就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显然，“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

　　从经济学说的“科学性”来看，熊彼特认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在于经济学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它能理解现时代存在的经济现象及其理论原理；二是在于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无论是经济史还是经济思想史，提供的是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三是在于避免经济学理论分析通常犯有的“缺乏历史的经验”的根本性错误。

　　经济思想史既能打开了解过去思想成就的视窗，也能开启立足现实理论创新的灵感。从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上看，经济学研究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此而言，“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经济学说的历史”。从经济学说的“科学性”的学理上看，任何特定时间的经济学的发展，都隐含着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揭示出来，就不可能深化和理解经济学的理论内涵。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学会弄清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总之，经济学理论“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熊彼特对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乃至在经济学科“系统化”建设中重要意义的这些阐释，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如何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上，深化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学理上的基本依循，也是经济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