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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2017年03月28日 07:0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仇鹿鸣 字号

内容摘要: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参观的话,想来会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拼镶砖画留下深刻印象。这一题材的模印砖画在南朝高等级墓葬中曾被多次发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证据。鲁迅要给阮籍平反,则进一步敏锐地指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精致文化共同趣味折射阶层性和封闭性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关键词:司马昭;阶层;邓艾;士族社会;禅让;风度;竹林;汉末;礼教;文化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本文根据“东方讲坛·回首向来处——历史上的民众生活”系列讲座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

  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参观的话,想来会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拼镶砖画留下深刻印象。这一题材的模印砖画在南朝高等级墓葬中曾被多次发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证据。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以隐逸或高士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为何占有财富和权势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现这些高士的形象?有观点提出,这类高士的形象代表着升仙的愿望。但大致来看,帝陵中发现隐士总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它暗示了皇帝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透露出魏晋南北朝作为士族社会的一些重要面向。

  士族身份的获取

  “非皇权所能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常被视为士族社会,东晋南朝尤为典型。何谓士族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

  南朝齐武帝宠信出身寒微的纪僧真,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说此事自己说了不算,让纪僧真去拜见当时的士族领袖。可在见面后,对方竟命人“移吾床让客”,硬是把纪僧真赶了出来,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在当时社会,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取,则取决于士大夫群体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

  士族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门第自高,甚至觉得联姻皇室也算不上什么荣耀。故唐文宗都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故相对而言,中古时期是一个阶层比较固化的时代。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可能会想到嵇康的名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学者们一般将其定位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代表着对儒家名教罗网的冲决,竹林七贤这些人更是被视为政治黑暗时代中的反抗者。可是,对于魏晋风度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一看法主要是受民国以降学者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一般公众而言,可能更多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的影响。宗白华的文章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鲁迅要给阮籍平反,则进一步敏锐地指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将魏晋风度定位为破坏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学术的产物。但有两个背景需要注意:一个是学术史的背景。五四时期的那批学者总体上持批判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立场,因此注重发掘中国历史上反抗者的系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批判性。另一个是历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即使我们认定魏晋风度及玄学兴起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也要看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士族社会的渐次形成。此种文化上的新面貌,实际上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确实要追问,为什么一个被称颂为思想解放的时代,转身却塑造了阶层流动凝固的士族社会?

  “君父先后”讨论

  冲击儒家名教思想

  魏晋风度的一大表现是质疑名教、不受礼法拘束。质疑名教风气的产生,大约可以追溯到汉末清议。清议是指在野的士大夫有感于宦官及外戚专权的乱象,批评政治、裁量执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其倡导的凌厉激昂士风,最终却招来了党锢的打击。

  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及其家属做官。这大大动摇了地方精英对于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到了汉末,甚至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话题叫作“君父先后”。所谓“君父先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就是“当女朋友和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话题本身是开放式的,但暗含的指向是当时士人开始意识到家族(父)与国家(君)之间是可能发生冲突的。

  而在此之前,总体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汉代察举最基本的名目就是“孝廉”,求忠臣于孝子之家,二者是同构的。汉末开始出现先“家”后“国”的转变,就是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这是士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所谓“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

  汉末清议运动另一项重要的遗产是对“清”的推崇。从清议、清谈到官分清浊,可以说“清”构成了此后士族塑造自我认同的重要符号。不过,士人重清誉走到极端后,难免会出现沽名钓誉之徒,以至于留下了“举孝廉,父别居”这样的话语。

  到了三国时期,原来塑造汉代士人道德与行为规范的儒家名教思想开始动摇。随之,汉魏以降出现了世官的现象。众所周知,汉魏易代是通过禅让方式完成的。我国传统王朝易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革命,即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前朝,汤武革命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则是禅让,模仿古代圣贤的遗意,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交替。这种禅让在巧取豪夺的背后,表面上要经过三让而受等一系列你推我让的仪式。所以,曹丕篡汉后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禅让与革命之间根本的不同在于,禅让并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因此汉魏禅让过程中,汉末的官僚阶层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到新朝。曹魏中期后,官僚层中已经充斥贵戚子弟,加上之后魏晋嬗代也是通过禅让完成的,累世为官现象由此普遍出现,这进一步夯实了士族社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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