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尚书》（局部） 资料图片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心相通”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制约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丝路沿线国家国情差别较大，历史文化各异，现实诉求不一，怎样才能更好地以丝路精神为纽带，把分属不同文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真正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念，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按照这种西方中心视角的理论，丝路沿线国家间的深度认同与持久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研阅丝路文明重要遗存敦煌吐鲁番文献时，我们却时时可以感受到不同文明和谐共存、交流融合的脉动。作为历史文物，数以万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是不同文明互鉴融合的有力证据。　

　　从世界角度看，敦煌吐鲁番文献是丝绸之路沿线东西方文明碰撞融合的典范。敦煌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一座国际城市。当时的敦煌，中外商人相望于道，络绎于途，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古代商人也是文化的使者，扮演着异域文明和多元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敦煌、吐鲁番自然而然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之地。通过这条狭长而神奇的丝路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长期的对接与交流。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敦煌和吐鲁番这两个地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丝绸之路又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数量庞大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就是这种交流交汇的实物见证。据不完全统计，敦煌文献总数近7万号，吐鲁番文献总数约3万号，分藏于中、英、法、俄、德、日、美等国。其中，汉文写卷占绝大多数，还有不少吐蕃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龟兹——焉耆文、吐火罗文、回鹘文、希伯来文、叙利亚文等文字的文献，涉及多个国家多种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如此众多民族古文字文献集中发现于敦煌和吐鲁番，充分体现出东西方文明沿着丝绸之路而接触、交汇直至融合的真情实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