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何告别平庸

    编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现代大学完全从与社会相对疏离的象牙塔走向政治经济的核心，成为促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腾飞的智力城与动力站，从而被誉为现代文明的轴心机构。在此背景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扶持一批基础较好的知名高校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然而，与这一理想相矛盾的是，中国的大学在数量规模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陷入大学治理的现实困境，深深地被结构失衡和理性失范所困扰，一些平庸化的表现为人诟病。笔者犀利地指出困局所在，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在于大学主体理性的重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结构失衡和理性失范

　　——中国大学治理的现实困境

　　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治理问题。自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我们的全球伙伴》报告进一步明确“治理”的内涵以来，治理的问题就成为社会管理领域极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普遍意义上，治理就是当机构面临市场和政府双重失效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权力制衡和决策机制，调和各方冲突，以增进公共利益的方式。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的公共机构，大学治理应关心这样几个问题：一所大学何以存在？它需要一种怎样的特殊制度安排来最大限度地保证其自身价值和理念的实现？因而，大学治理需要向我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在整体上构架出大学内外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框架，并勾勒出大学面向未来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目标愿景、行为原则、决策方式、权力配置等结构的远景规划以及实现过程。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机构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和理性失范问题：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合理身份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配置和内部关系结构并未真正意义上理顺，教授治学在整个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主动权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掘。这些问题使得一些大学日益失去学术殿堂的功能，日渐平庸化，向行政机关靠拢。在这些批评与质疑的声音中，最让人尴尬的显然是在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人们极力倡导的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扩大办学自主权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活力，反而在片面追求学术知识的外在功用，尤其是偏重政治功用与经济功用的驱使下，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甚至是权力崇拜与市场崇拜的价值倾向。

　　首先是校园内外行政权力对大学事务的任性与专横、强势话语权以及某些大学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和丧失学术组织基本的道德良知与伦理价值，导致权力倒错、主体倒错、价值倒错、伪劣现象、资源浪费等积弊。其次是经济主义的强大诱惑力使某些大学由“以学术为志业”转变为“以经济追求为鹄的”，对学术资本的强烈追捧取代了对学术职业的精心呵护，拜金主义成为大学处理自身及其与外部关系的最强话语特征。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常提到的大学越来越像“衙门”，越来越像“企业”，校院领导越来越像“老板”，就真切地反映了人们对大学行政化和经济化现象发自心底的厌恶。此外，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无形中对以上两种倾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它主张感性、体验与非理性，排斥目的、价值与意义，从哲学高度论证并强化着大学对于当下、眼前、即时、短期、现实利益的追求。显然，这种理性失范行为正是导致中国大学治理陷入困局和僵局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