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需要树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于本民族的法制文明中寻求历史的智慧，构建法治中国的主体意识和问题导向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并指出，“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应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养分。

　　“法治”是中国的固有词汇，以法支配权力的理念则来自西方。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法治产生于一定的历史及文化场景之中，并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固有文化而改变。近代西方的法治原则，往往遗留着宗教的影响，法治的信仰便与基督教神学相关。而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奉民心为“天命”，较早摆脱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天理、国法、人情”皆是民心的不同表达，法律的权威来自于民意。传统中国的法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寻求老百姓过好日子的规则与逻辑。离开此轨道，再响亮的理论也无法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土壤中扎根。历史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法治的中国道路必然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

　　在世界法制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尽管自清末变法修律以后，中华法系从形式上逐步解体，然而，中华法系的精神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早已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譬如，中国古代法律对婚姻、家庭和财产关系的规制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直到现在仍然在百姓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需要在借鉴国外有益法治经验的同时，树立起民族的文化自信，于本民族的法制文明中寻求历史的智慧，构建法治中国的主体意识和问题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