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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翻译理论研究 推动翻译学科发展 ——第六届“理论翻译学及译学方法论”高层论坛暨“中国译论”专题研讨会举行
2022年05月23日 15: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广禄 字号
2022年05月23日 15: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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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随着新文科建设的不断推进,翻译实践在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中,肩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助力高质量、高水平的翻译实践研究不仅是外语学科回应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自身不断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要增长点。5月14—15日,第六届“理论翻译学及译学方法论”高层论坛暨“中国译论”专题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翻译》杂志主编杨平,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美华等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在3场共26个主旨报告和6个分论坛共82个发言中,众多与会专家学者以“翻译实践方法论”为重点,就翻译方法历史,翻译方法伦理与批评,翻译方法类型及其比较,翻译方法范畴化与系统化,翻译方法与译思、译论、译学关系,外译/全译/变译/机译/口译实践方法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交流,深化翻译理论研究、推动翻译学科发展。

  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好新时代翻译

  翻译是实现中国和世界双向互通,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受到国家高度重视。译学,是关于翻译的学问,翻译实践和方法是这门学问之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黄忠廉谈到:“译之学有赖于译之论,译之论有赖于译之思,译之思有赖于译之法,译之法有赖于翻译之实践”。与会学者认为,应当虚实结合、中西对话,在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中深化翻译研究,推动翻译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翻译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当前我们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面临的宏观时代背景。重新认识翻译,需要以宏观总体视野着眼于翻译之“大者”,把握翻译之关键,使研究同步时代,文章顺乎大势。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何刚强提出,新时代中国翻译的学问之道,是“道器双臻”——融通西方的翻译之道和中国的翻译之道,不离事(历史事实)求道,不舍器(现代技术)求道;新时代中国翻译的笔耕之道,要关注现实重大需求,呼应时代重大命题。做好新时代中国翻译,需要适应中文外译激增的需要,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鼎新翻译研究流行的范式,加速外译领军人才的培育。“新一代中国翻译学者应有的风范,是高屋建瓴做研究,脚踏实地写文章。”

  “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本土创生的译学概念,基于这一概念构建起来的国家翻译学,是以服务国家翻译战略和国家翻译治理需求为价值导向的应用型超学科研究体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东升认为,鉴于文化历史意义上迥异于西方的“国家”概念,“中国”乃是国家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前置条件和初始设问。在本体论层面,国家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应当基于中国的国家翻译场景和国家翻译实践现实,以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问题为研究导向。在认识论层面,可以将“中国”作为探究“翻译事件”因果机制的边界条件,国家翻译实践为国家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历史素材和现实经验。在方法论层面,要以综合性视角挖掘研究对象的“中国意义”,彰显国家翻译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性地方特质(Chineselocalness),使理论话语适配中国语境,并为中国翻译史书写提供理论框架。

  推动外译实践与外译理论双向互通。黄忠廉表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外译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外译理论是在翻译理论框架下对外译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外译为专门研究对象,反映外译本质和规律。更好地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翻译学科发展,要求翻译界重视、提出和发展外译理论,这是一项填补译论研究空白的重要工作。从译学本体视角出发,外译理论研究要把握外译客体(原作)、外译受体(读者)、外译主体(译者)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客体视角,要综合考量原作的可变动性与译作的适应性,有效调节文化矛盾;在受体视角,要研究读者的构成与分类,进行信息需求调查分析;在主体视角,要关注译者的目的意识和文本选择,分析其对原作的变通与转化。

  外宣翻译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主渠道,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路径。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朱义华认为,外宣翻译的对外性与传播学属性决定了它不是纯粹的翻译活动,往往受制于其它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较强的政治性。在实践中,要综合运用多种变译方法与技巧来开展外宣翻译实践,强化政治意识的同时淡化政治色彩,以更有效地提升外宣效果。

  以方法论为重点构建翻译理论体系

  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都是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的。好的翻译尤其注重高超的技巧和方法,翻译方法论是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与会学者认为,应积极推动构建翻译方法论体系。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范武邱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他提出,回首我国当代翻译研究走过的历程,从经验总结到理性提炼,从微观发掘到宏观掌控,从封闭自足到开放吸纳,从定性思辨到定量分析,从单学科视野到多学科发散,从零星范畴到结构体系,从技艺总结到学科思路,翻译研究道路越走越宽广。在丰硕的成果背后,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矛盾成为当今中国翻译研究中的热点。进一步做好翻译研究,就要探讨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些矛盾之间的对立与统一,探索应对这些矛盾的具体思路。

  “就根本而言,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转换必然涉及方法,因而翻译方法问题是译学研究的基本关切,也是当前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云虹认为,翻译方法不仅关乎翻译结果,从翻译生成的角度来看,翻译方法实际上作用于从翻译之“生”到翻译之“成”的整个动态发展过程,与翻译及文学、文化场域内的诸多要素相互关联,并直接介入、参与其间各种关系的建构,是翻译生成的核心要素。将翻译方法置于翻译生成过程中,深入考察其合理性、有效性与发展性,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翻译方法的认识。

  翻译的本质是译者思维活动在文本上的实现,文本的实现方法(即翻译方法)取决于译者的选择,因而,作为译者所译领域行业知识与经验的语域素养就与翻译活动直接相关。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语言学哲学博士岳艳研究了译者的语域素养和翻译选择之间的内在规律与联系并提出,译者翻译方法深受所译领域知识结构及经验的影响,包括如何实现翻译变通,如何处理语篇、小句、行文逻辑、内聚链的互动,如何行使译者在文本中的话语权等。她认为,学界在翻译人才培养上应当高度重视译者所译行业知识和经验的构建。

  我国学者对翻译方法的重视程度很高,但与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构存在显著不足,这无疑会妨碍人们对于翻译学的学科身份的科学评价与认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蓝红军看来,一门学科的发展史往往也是该学科方法论的演化史,与其它学科一样,翻译学的理论建构是在其方法论的演进中实现的。方法论体系是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基础,也是学科内涵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它并非自然存在的,而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从翻译方法论体系和翻译研究方法论体系两个层面主动建构。

  深化翻译实践与批评

  重实践是我国翻译界的长处和特色,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论与实践脱节、轻理论现象突出等问题,“翻译无理论”“翻译理论无用”等观点曾一度流行。与会学者认为,深化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辩证认识,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界,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深化翻译批评与实践,才能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如何认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个翻译实践观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编审谭业升表示,人们往往认同理论以实践为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不同人对实践的理解大相径庭。既有研究提出了祛主体化的实践、抽象主体的实践、语言的实践、艺术的实践、话语的实践、社会文化的实践等观点,但缺乏认知这一重要视角。在认知翻译学视域下,翻译实践是具身的、行动中的主体实践。认知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比以往更加努力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间隙,它能够通过探究译者在行动中的无意识和有意识,提升文化交往的实践理性。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基本技能,两者在中西译论中显著差异,这一点要在翻译实践中予以重视。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曹新宇提出,直译与意译在中西译论中都是重要概念,尽管在两者之间加入中间项,或者以连续体模式取代两者二元对立的尝试不时出现,这两个概念却一直是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最常出现的组合之一,甚至被视为翻译中的超级模因(supermeme)。针对直译与意译在中西译论中使用和定义的研究发现,两个概念在西方译论框架中的起源、内涵、使用倾向、关联概念与其在中国译论框架中有明显差异。她认为,厘清这些差异,区分作为策略与方法的直译与意译,能使翻译批评更加科学,并有助于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批评能够有效提升译者整体素质和翻译质量,实现翻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发展。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傅敬民认为,目前有关翻译批评功能的探讨,往往集中于批评对于批评对象具有怎样的功能,而且局限于批评的正功能,忽视了翻译批评对于自身的功能以及可能存在的反功能。在翻译批评的标准上,人们往往片面地以翻译标准为主,忽略了翻译批评自身的价值与功能,从而遮蔽了翻译批评标准的独特性。有效发挥翻译批评功能,需要构建包括评价标准等内容、更为科学完善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推动翻译批判从经验走向科学。

  关注翻译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跨越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晓荣谈到,“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界(而不是分裂)是学者型译者的本分”。她认为,文学作品翻译出来还是要“好看”,译文要“说人话”,这就要求译者要有高超的技巧和强烈的读者意识。比如汉语的无主句、汉语的语感与节奏,在译文中应当得到体现,而不能受制于原文结构和语法意识。此外,做好翻译实践工作,翻译批评不可或缺,翻译动机和良好的翻译生态也不可忽视。

  此次会议由中国译学协同研究中心主办,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广泛探索交流了外语学科交叉融合的新途径和新机制,加强了我国译学界研究专家、学者、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展示了翻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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