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超低人口生育率对我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全面二孩政策作为人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对扭转人口生育率下降趋势具有积极意义。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释放了人口生育意愿，但在目前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经济因素是目前影响我国人口生育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得到广泛认可；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生育意愿还存在争议；社会资本与社会福利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因人而异；环境、公共服务、身体、经历、朋辈压力、户口、职业性质等变量亦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相较而言，国内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可以再拓宽，全国和各省市的比较研究可以再深入。

　　关 键 词：全面二孩; 人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人口安全;

　　作者简介：杨柠聪（1992—），男，汉族，重庆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国家治理。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8VZT004）

 

　　我国在2010年前后被人口学界列入超低或极低生育率国家, 我国人口再生产、人口结构面临严峻考验。人口减少、人口萎缩和人口老龄化持续影响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减缓又将压力转移到人口再生产, 形成循环往复的低生育率陷阱。这不仅“动摇大国根基”[1], 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还阻碍我国实现民族复兴。我国在2013年和2015年相继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试图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人口生育意愿, 促进人口再生产, 保障人口安全, 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但数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所产生的效应在两年之后就出现了回落, 这意味着新的人口政策在释放人口生育意愿方面发挥作用但并不能持续刺激人口再生产。而全面地分析影响人口生育意愿的其他相关影响因素, 对规避人口风险、陷阱, 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人口生育率下降影响了我国发展, 政府制定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积极回应, 拟释放人口生育意愿, 达到增加人口的目的。但这两大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表明影响生育的因素复杂多样。全面探讨人口生育影响因素, 对新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 生育率下降对我国发展产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世界五分之四的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率都开始大幅下降, 这被认为是生育行为的全球化[2]。我国也不例外,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 我国的生育率逐步下降, 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据估计, 这一政策使我国在约30年里减少了4亿新生人口, 使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21世纪初的1.8左右[3]。尽管在这过程中, 独生子女政策在多省有细微调整, 比如允许农村夫妇或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 但2015年我国的总生育率还是降到了1.5到1.6左右, 部分学者认为总生育率实际上比官方公布的还要低, 甚至可能低于1.2[4]。而在上海等较为富裕的城市其人口生育率更低, 仅为0.6[5], 远低于世代生育更替水平2.1。

　　“人口决定命运”, 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会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讨论和担忧。首先, 我国深陷老龄化陷阱, 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削弱我国作为21世纪亚洲主导者的持久力[5]。其次是人口供给失衡, 导致劳动力、婚姻市场、家庭规模、性别偏好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再次是老龄化和人口供给侧失衡造成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比如剩男剩女、空巢老人、“失独”家庭、独子难教, 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乏力, 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萎缩, 年轻劳动力、兵源供给不足, 劳动力成本上涨、“未富先老”等等[6]。当前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及其对政治社会的系统性效应。据研究,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15至64岁) 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73%以上, 下降到2015年的68%、2020年的60%、预计2035年的60%左右, 这意味着市场规模缩小、经济活力不足、国家养老负担大大增加;与此同时, 由于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依靠年轻一代, 因此年轻劳动力人口供给的占比下降也将导致总的国家生产力、经济增长能力下降;而经济能力、实力的下滑也会对地缘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7]。与邻国印度相比, 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030年被其超越, 到21世纪中叶, 印度将拥有10亿劳动年龄人口, 比我国多1.3亿到2亿;届时, 印度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为37岁, 中国为46岁;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我国总人口的23.9%, 但只占印度总人口的12.7%。显然, 印度劳动人口更显年轻且数量充足, 而这将削弱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 减缓我国崛起[7]。而发达国家中, 美国的人口生育率也比我国高1.8, 这值得关注和重视。超低人口生育率陷阱引起了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人口结构问题可能成为我国“看不见的致命弱点”[8]。

　　(二) 我国及时调整政策应对低生育陷阱

　　我国高度重视人口发展问题, 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2010年, “稳定低生育水平”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9]替代。2013年, 我国放宽生育政策, 允许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 (以前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 , 目的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尤其是克服人口老化和出生性別比的失衡。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 结束独生子女政策, 推行全面二孩, 保持一个适当水平的生育率,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强调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减缓人口老龄化来优化人口结构,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 全国人大亦通过了修正案,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相关内容做了修订。与2002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比, 2015年底修正的法案删去了第十八条“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内容,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10]被更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第二十五条“公民晚婚晚育, 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也被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11]。政策颁布之后, 政府将原法定产假98天延长了30天;取消了晚婚假, 将陪产假延长了5天, 现在达到15天;还增加了生育补贴, 具体到各省份有所不同。国家通过各项措施, 提高生育率, 增加人口, 缓解经济下行压力。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人口, 推出更优惠的落户、住房、人才引进政策亦佐证了这一点, 因为人口流入代表资金流入, 资金流入的地方往往欣欣向荣。

　　(三) 政策调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表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复杂多样

　　统计数据表明, 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截至2014年底, 全国1 100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 只有约100万对提出了生育二胎的要求[12]。二孩生育的申请比例较小, 在各地也存有差异。广东省 (2014年3月至2015年11月) 只有27.5%符合条件的夫妻在两年后提出了二孩申请, 其申请二孩的夫妻数量从2014年3月的457对下降到2015年7月的183对。北京统计局的调查显示37.7%符合条件的夫妇希望生育二孩, 但在2014年2月至2015年9月期间, 只有9.6%的夫妇提出了申请[13]。河南三门峡超过一半的夫妇希望生育二孩, 但在2014年底只有4.2%申请生育二孩[14]。山东威海70%符合条件的夫妻想要生育二孩, 但在2014年底实际申请比例不到6%。申请比例低于10%的还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吉林、湖北等;高于10%的省份仅包括湖南、福建、广东[15]。根据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 2015年新生人口约为1 655万, 较上年非但没有新增反而减少32万, 远低于预计的每年新增200万人口[16]。

　　鉴于单独二孩的效果不明显, 2015年底我国又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以进一步促进生育。全面二孩政策预计将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掀起婴儿潮, 每年新增200万至300万名新生儿, 届时我国每年的新生儿总数将达到1 800万至2 000万, 总生育率将接近更替水平。如果计划生育成功, 到2050年, 我国将新增3 0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 老年人口比例将下降2个百分点。据估计, 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增长幅度约为0.4至0.5个百分点[15]。但情况并没有预计那么乐观。从国家统计局2016到2018年的人口数据来看, 2016年新生人口约为1 786万, 较2015年1 655万大幅增长;2017年新生人口约1 723万, 较2016年1 786万却稍微回落;2018年新生人口约1 523万人, 较2017年1 723万大幅下降, 且是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二次下降;2018年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 为194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另外, 2018年我国劳动人口数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未来劳动力成本将会快速升高。很显然, 从调查数据来看, 很多人的生育意愿显著, 但实际生育动力却有不足, 尽管国家放开了生育政策, 但是我国人口出生率还是在短暂上升之后出现了回落。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我国人口生育率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仍持续下降, 除了政策因素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人口生育意愿, 对人口生育率产生影响, 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影响人口生育意愿的因素, 希望能为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分析框架制订提供更多的依据和思考维度。

　　二、影响生育意愿相关因素文献综述

　　生育意愿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它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回顾国内外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 有助于全面把握生育率上升或下降的诸多因素, 推动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制定和完善。通过阅读梳理JSTOR和中国知网检索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高频被引论文, 发现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生育意愿的维度、意义、类别

　　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的集中体现, 它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时间考量三个维度[17]。一般情况下, 生育两个孩子是欧美家庭的理想数量, 也是我国“儿女双全”的生育设想[18]。农村地区更倾向生育男孩[19], 有多个孩子的农村家庭, 至少保证有一个男孩;有的地区男女观念相对平等, 认为生男生女都很必要, 目的是避免“我们没有男孩或女孩的感觉”[20];在城市, 夫妻双方多认为男女平等, 没有特别的性别偏好;也有部分城市, 比如北京的独生子女青年夫妻“更喜欢女孩一些”, 这种偏好随着收入增加而呈下降趋势[21];部分地区会出现不喜欢生男孩或生女孩的倾向, 原因是其养育、嫁妆或彩礼成本过高[22]。一部分人为了谋求个人和职业发展, 享受个人自由, 选择晚婚晚育[23];一部分为了在产后更好地恢复, 在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照顾孩子, 选择尽早生育;一部分则是时间不允许, “觉得自己太老了, 无法再承担生育的重担”[24]。

　　生育意义或者说是生育动机[25], 包括母性或情感需要[26]、家族延续、养子防老[27]等等。而生育意愿的类别分为:生男还是生女;生多还是生少;肯定会生还是肯定不生;尽快或有意愿生;有意向在将来生;可能生但生育意愿不明确;生育意愿在要与不要之间摇摆不定等[24]。生育意愿与实际的生育行为有一定差距, 将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行动还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28]。

　　(二) 政策并非当前影响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生育意愿有较大抑制或促进作用。在抑制方面主要是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响应国务院的号召, 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推动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进程[29]。独生子女政策的确减少了一部分人的生育意愿, 它的实施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因为它与多项利益挂钩, 遵守政策则享受独生子女家庭相关荣誉和优惠[29];违反政策意味着罚款, 或者失去上学、医疗、工厂工作、住房和社会福利等机会[30]。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人口出生, 在几十年里改变了我国人口结构, 而免费结扎、节育工具等配套政策以及生育性别的医学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出生人口数量减少, 并导致性别失衡, “在某种程度上, 计划生育的主要矛盾是人们的性别偏好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19]。

　　在促进方面主要是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有三个条件:夫妻只有一个亲生子女;一方为独生子女;本人户籍地实施一孩政策, 或本人户籍地实施“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以再生第二个孩子”政策, 且目前本人只生了一个男孩。它主要是释放以往政策执行比较严格、生育率比较低的地区的生育意愿, 比如发达省市、城市地区;但这对西部省份,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生育刺激力度相对较小[31]。全面二孩是一对夫妇可生育两孩, 删除了单独二孩的生育条件, 没有对夫妻双方是否是独生子女提出要求, 它进一步解除了人口生育条件限制, 减少了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束缚。但如前所述, 尽管有学者预测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将会大幅提高生育意愿, 促进人口生育, 但它在前两年取得效果之后反而出现了衰退。后来新生人口和新增人口数量的下降, 说明政策促进生育的推动力在逐步下降[32]。可以说, 当前影响我国人口生育意愿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政策因素[33]。

　　(三) 经济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

　　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生育政策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 但关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实证发现生育意愿并不由人口政策主导, 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34]。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形势、经济现代化、家庭收入、房价、成本与效用核算等等。

　　如果宏观经济形势预期良好, 就业机会充足, 早婚和生育意愿的概率就会提高;经济衰退, 人才市场竞争激烈, 持续性失业就使婚育意愿下降[2], 欧美几次经济衰退都导致了这一情况[35];不仅如此, 一定时期的经济困境还会推动大规模生育控制政策的制定[36]。经济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生产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强调人多力量大, 人们有着多生育的天然意愿;工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强调利润最大化、劳动时间和生产效率, 它“本质上不鼓励生育”。一般来讲, 妇女劳动力参与率越高, 生育率往往越低[37]。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际分工体系进一步确立, 较弱的生育意愿和较低的生育率也会在全球扩张。

　　家庭储蓄以及可支配收入对生育一孩或二孩有较大影响[38]。双职工家庭有相对较好的经济能力, 他们生育意愿更强;失业家庭一般会抑制生育意愿, 特别是男性失业, 女性失业会存在特殊情况, 即产生替代效应———有更多的时间生育和抚养孩子, 反而增强夫妻生育意愿[39], 但一般情况下, 母亲失去收入仍是抑制生育一孩或者二孩的主要原因[35];生育减少, 兄弟姐妹、姑母姑父亲属关系逐步消失, 家庭总体规模萎缩, 家庭内部资金转移以及相互扶持的资金减少, 生育意愿也会降低[40], 反之则不然。

　　如果购房不降低夫妻生活水平, 不用承担过多负担, 婚育时间、意愿以及数量将会提前且增长;但高房价以及房价上涨就会抑制生育意愿, 有研究认为“房价每上涨1%, 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降低3.6%”, 低收入家庭受此影响更大[41];为了满足房屋这一生活必需品, 高房价可能会导致夫妻购买面积较小的房屋, 而较小面积的房屋会抑制生育欲望和生育数量[6]。

　　成本与效用是指生育养育成本、机会成本、婚嫁成本以及“孩子效用”, 基本前提是假设夫妻双方为理性经济人, 追求效用最大化。生育养育成本是孩子生产、生活、教育、娱乐等花费;机会成本则是为生产、养育孩子, 父母受教育机会、工作机会、升职机会、收入减少的间接成本;婚嫁成本则包括住房、嫁妆、彩礼、宴席等相关费用[22]。“孩子效用”包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情感需要、天伦之乐、防止“失独”、家庭家务支持、立业之后分担经济压力、增强家庭幸福感等等[18]。理论上, 效用大于成本生育意愿会提高;但实际上养育成本等是长期的, “孩子效用”的很多方面亦不能立刻享受;婚嫁成本因地而有差异。因此, 生育的成本与效用是长期的支出与回报关系, 它很难核算, 即使成本, 比如婚嫁成本是居民平均收入的几十倍, 很多夫妻仍选择生育, 但这对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会产生影响。但不管怎么样, 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

　　(四) 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存在争议

　　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42]。关于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生育意愿, 存在不同的观点。普遍接受的是其对生育时间的影响,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夫妻, 其生育时间越往后推迟[43]。不同的观点主要存在于性别与数量方面的差异。关于性别偏好, 有研究认为,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生育的性别偏好会越来越弱[21];但也有观点指出,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更容易重男轻女,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母亲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更有可能选择儿子”[44]。另外, 有学者认为, 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对妻子生育意愿的影响大于妻子受教育程度对丈夫生育意愿的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可能会选择与低生育意愿的女性结婚, 或者低生育意愿的女性更愿意与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婚育[45]。

　　数量方面, 有学者认为,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生育一孩或二孩的意愿和比例会降低[46],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倾向于独生子女[18];但也有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生育意愿都偏高, 即便考虑收入差异, 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都不呈正相关关系, 一些地区 (例如上海) ,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更愿意生育二孩[47], 另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会退出劳动市场, 专门抚养孩子[48]。值得注意的是, 一般情况下, 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婚育的欲望往往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 被迫推迟生育时间;在人口结构失衡、男多女少的社会里, 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婚育境况堪忧;男多女少的社会增加了女性对婚育的议价能力, 女性即使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也能往发达城市流动, 父母也希望将女儿嫁到背景更好的家庭[22]。总的来看, 学界对于教育如何影响生育的观点是多样的, 甚至是矛盾的。因此, 应当将其放在具体的背景下讨论, 考虑更多其他相关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五) 社会资本与社会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人而异

　　社会资本是个体或团体之间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下的可用资源;社会福利是国家给个人或团体带来的惠民资源。两者都对人口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社会资本 (家庭成员以及朋友的情感、资金、照料支持) 会提高人口生育意愿, 当不止一个人提供帮助时, 生育意愿会增强[49];但如果女性在家庭内需要承担繁重家务或者丈夫不愿分担家务和提供帮助的话, 那么她的生育意愿会下降[50]。

　　社会福利 (生育津贴、社会保障、生育假期等) 对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 但对不同收入的家庭, 程度有所不同。对于没有收入的家庭, 社会福利将产生纯粹的收入效应, 增加家庭现有的可支配收入, 显著提高生育意愿;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讲,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会福利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宽松的生育时间, 弥补生育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提高生育意愿;但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讲, 社会福利在提高生育意愿方面没有明显的效果, 他们对补贴等社会福利的反应不强烈, 同时他们会在时间方面认真衡量生育带来的损失[51]。一些国家为了促进生育, 设立生育基金, 给予家庭“婴儿奖金”和税收优惠[52], 另一些则提供现金奖励用于购买保障性公寓, 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生育二胎;还有一些国家政府设立“社会发展股”, 免费组织相亲约会等活动推动婚育。这些努力有积极效果, 但总体上没能扭转经济因素导致生育下降的趋势[37]。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资本和社会福利两者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两者兼备, 意愿提高。社会资本不存在, 那么社会福利就会成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社会福利保障相对滞后, 那么社会资本就会对生育意愿起作用。

　　(六) 环境、公共服务、身体、经历、朋辈压力、户口、职业性质等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自然环境作用于生育意愿, 有研究认为, 良好的土地、空气、水并不一定能提升人口生育意愿, 但基于健康考虑, 环境污染却会显著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当然, 也有环保主义者指出, 不生孩子对环境更有益, 少生孩子是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这部分人的生育意愿更显克制[53]。

　　公共服务 (医疗卫生、妇幼保健、托儿所等) 及其基础设施是生育、养育的重要保障。有研究认为, 城市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对进城务工人员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而选择回乡下生育或推迟生育[54]。与此同时, 二孩政策之后的婴儿潮给城乡公共服务的承受能力带来考验, 公共服务质量较好的医院往往供给不足, 挂号、排队、医疗往往会消耗大量时间, 这不可避免地对人口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另外, 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会对人口生育特别是二孩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这对年纪较大的居民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对年轻居民的影响不十分明显[55]。

　　身体状态分为年龄和健康两个部分, 它是进行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讲, 女性的生育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进而影响生育意愿;女性年轻时的生育意愿更强, 在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意愿有所减弱;考虑到母亲和孩子在生育过程中的健康风险, 高龄产妇及其家庭成员可能不愿生育[56]。身体健康 (状态不佳、不孕不育、遗传疾病、生殖疾病等) 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身体状态和生殖能力等会限制人口的生育意愿;遗传性疾病包括艾滋病患者的生育意愿会显著降低, 尽管通过预防性治疗可以降低病患从母亲传播到婴儿的风险[57]。

　　经历和朋辈压力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经历方面, 如果第一个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 父母生育二孩的意愿会被降低或者提高, 这两者都是存在的, 二孩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在于不想再承担孩子带来的负效应, 而生育意愿提高的原因则是设想二孩能够产生替代效应[18];如果一孩满足了父母的幸福感, 那么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就会减弱, 其效用因人而异, 程度不同地边际递减[58];二孩生育意愿与一孩性别也有关联, 一孩是女孩, 部分家庭有再生二孩的意愿, 如果一孩是男孩, 家庭生二孩的意愿有所降低[59];当然, 一孩对父母生育二孩的意见 (赞同或反对) 也会对意愿有所影响[60]。婚姻不和谐家庭的生育意愿偏低, 有离婚经历的夫妻生育二孩的意愿更低, 无子女的家庭离婚率较高;离婚和再婚之间的时间过长, 也会影响生育意愿, 部分原因是因为生育能力下降[61];另外, 有堕胎、流产经历的妇女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也会下降, 因为堕胎和流产会产生痛苦和子宫机能损伤[62]。朋辈压力方面:当朋辈都生育或不生育时, 没有孩子或有孩子的夫妇会承受压力, 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影响[27];另外, 朋辈、亲人的家庭规模、生育数量、性别偏好及其示范效应、代际传播或由此扩大而带来的舆论, 也会影响夫妻生育选择[63]。

　　我国是少数可以利用户口因素分析生育意愿的国家, 有研究认为户口性质一直是影响妇女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没有具体说明户口的影响力度[64];而另一项山东的研究表明, 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之前, 户口对家庭生育意愿有所限制, 但在新的人口政策消除农业与非农户口生育条件差别之后, 户口就不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相较于文化程度、婚姻、年龄等造成的生育差别大于1的数值而言, 它造成的差异要小得多, 仅为0.06～0.08[60]。

　　职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因类别有所不同。有研究认为, 知识女性和其他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分化并不明显, 女性公务人员的生育意愿更强[65];在南京、保定等城市, 住宿餐饮行业人员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 (73.5%) 最高, 高于批发零售业59%、卫生和社会工作55.2%、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51.1%、教育业49.7%, 而其中中共党员愿意生育的比例 (48.7%) 最低, 低于民主党派54.5%、群众55.8%、共青团员67.6%[28];另外, 从事高危或有健康危害行业的人口生育意愿也比其他行业人员要低[66];职业生涯稳定的人口生育意愿则相对较高[67]。

　　三、余论

　　总的来看, 经济及其相关因素是影响人口生育的关键, 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不同的观点主要出现在政策、教育、社会福利所发挥的作用方面;其他因素的争论较小, 但不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全面二孩政策之后, 国内学界主要从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成本、社会保障、户口性质等角度对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 其分析的结果在不同文章中有相互矛盾的情况, 说明同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分析样本中的表现有所不同。

　　从上述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来看, 国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 关注的领域较多。国内研究成果丰富, 研究范式与国外相似, 都有同一因素在不同条件下的比较研究;对相关省份有具体的研究, 对全国以及各省份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一般研究和对比研究稍显不足;因素分析着重于常见因素, 没有全因素分析。当然, 国外目前也没有这样的研究成果, 可能是由于影响因素过多, 变量分析的工作量太大, 研究难度较大。但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 特别是不同因素在不同环境、不同个人那里的变量赋值和影响权重是不同的, 充分分析变量如何作用于生育意愿, 将会丰富人们对生育意愿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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