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清史学术思想座谈会在常熟举行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11月27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戴逸文集》发布会暨戴逸先生清史学术思想座谈会在常熟举行，纪念《戴逸文集》的出版，进一步探讨戴逸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思想。

    会议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图为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成崇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黄兴涛，中共常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晓红，常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红等出席发布会。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顾玉芬主持发布会。发布会上，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研究处副处长王立新宣读了戴逸先生的书面贺信，赵红、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徐莉先后致辞，成崇德以《戴逸学术思想与清史纂修的学术准备》为题发表讲话。

　　戴逸先生在贺信中说：“我一生几乎都研究清史，热爱清史。但清史时间漫长，内容广阔，方面繁多，史料浩瀚，与我们今天时间切近，十分重要，现实性强，故我们应重视和研究它。但清史研究起步已经50年了，短时间内把它读通理清很不容易。像我也仅是浮光掠影，只稍微了解其表面而已。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深入讨论，指出鄙人的浅见谬误，作为教训，以遗留后人参考。”

　　赵红介绍说，戴逸先生家乡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崇文重教。戴逸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清史泰斗，是常熟的光荣和骄傲。戴逸先生专务清史、秉笔直书的使命追求，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攀登精神，胸怀如金、谦虚质朴的崇高品质，是激励常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而生动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财富。 在坐落于常熟的戴逸学术馆成立一周年之际举办此次会议，探讨戴逸先生的治史成果、学术思想和历史贡献，对传播戴逸先生的学术思想、促进常熟文化建设乃至推动我国史学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戴逸文集》全面展现了当今最具声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戴逸先生近70年来的治史成果、修史贡献、学术思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黄兴涛表示，戴逸先生年仅32岁时就写出《中国近代史稿》，享誉全国，展露了过人的才华。后来又转入清史，成为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探索清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杰出代表，同时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学术人才。《戴逸文集》是极为厚重的当代学术经典与宝藏，体现了戴逸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精深的学识，凝聚了他近70年来为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首先是涵括了戴逸先生推动和见证新中国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清史学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包括一些奠基性的和开创性的成果，如《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等；其次是他领衔为国纂修清史，《戴逸文集》中也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主要体现在《清史编务》这一部分；第三，他对18世纪中外历史的整体比较研究为全球视野下比较史学的系统开拓作出垂范，是领军的、富有远见的推动者和开拓者；第四，《戴逸文集》还灌注了戴逸先生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史家情怀；此外，《戴逸文集》中还有大量反映当代学术史的珍贵的记录、文献和反映戴逸先生历史观的作品，具有思想史意义、学术史价值尤其是史学史价值。

　　徐莉介绍说，汇集戴逸先生7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戴逸文集》共12种14册，既有表现戴逸先生在清史研究方面宏观视野和扎实考证功夫的代表性成果，也收录了他早年读书学习之笔记、治学经历，以及师友函札、书序、书评、文史随感，特别是该书收录的戴逸先生从事清史纂修以来讲话、书札等，大多内容为首次公开披露。文集的出版还受到了北京市社科联的支持。这部文集不仅全面展现了戴逸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思想、治史成果、修史贡献，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尤其是清史学科的发展轨迹。文集出版后，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稿》和《简明清史》等著作尤其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

　　“14册《戴逸文集》，8册专注，其余6册当中的《清史编务》比较集中地汇集了戴逸先生关于清史纂修的各类文章、讲话，《学界记往》等篇目中记录了戴逸先生的学术交往和学术思想，读后思绪万千，《戴逸文集》的每一篇都是经典之作。如果以20年时间修一部前朝史书，那么戴逸先生为这部史书的启动奔走呼吁整整4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戴逸文集》，准确地记述了戴逸先生为《清史》纂修所做的学术准备。这套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成崇德在讲话中重点就戴逸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他为《清史》纂修作的学术准备作了阐述。他谈到，1966年以前戴逸先生参加了《清史》编纂的启动和准备工作，因故中断至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戴逸先生以清史研究所为《清史》纂修基地，开始各种学术项目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准备。总体上，1978年到1999年主要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准备时期；1999年到2000年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时期，出版了一大批成果；2000年到2002年是最后的准备时期，也是《清史》编纂的论证时期。从《清史》编撰的准备工作看，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肩负着重任，在戴逸、李文海的领导组织之下，始终以纂修大型《清史》为己任，为撰修大型《清史》的长远目标着眼，灌注心力于前期的各项准备，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清史》编纂人才的准备两个方面。1978年到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表了数千篇清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出版了大量代表性著作。加之这个时期清史学界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大量的研究成果、深厚的学术积累为《清史》纂修奠定了基础。在《清史》编纂人才方面，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例，1978年到2002年，这里培养的各类清史人才合计350余人，大部分都参加了《清史》纂修。在2002年底至2003年清史研究人才统计时，全国有约2000人。在前期充分准备基础上，戴逸先生提出来应该成立大型的清史研究和编纂基地，从教育部的研究基地转向国家层面的《清史》纂修。经多次讨论汇报，2002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工作，11月成立领导小组，12月12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2003年至今以来是《清史》的编纂时期。

图为赠书仪式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会上，《戴逸文集》新书揭幕发布，黄兴涛、吴晓红共同为新书揭幕；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向戴逸学术馆、常熟专家代表赠书。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纪念这部文集的出版，进一步探讨戴逸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思想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在主旨报告阶段，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念群，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联系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燕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郭成康等专家分别以《戴逸先生的“史学贯通”思想》《跟着戴逸教清史——从<简明清史>说起》《学者戴逸与非学者的戴逸》《戴逸治学的点滴记忆》为题作报告，对戴逸的学术思想、教学研究、为学为师与为人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随后举行的戴逸先生清史学术思想座谈会上，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全面深入地讨论《戴逸文集》的学术价值和戴逸的学术贡献，并为戴逸学术馆建设和常熟地方文化发展献计献策。

图为《戴逸文集》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岑春煊集》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