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华夏 曾江 通讯员 李林荣）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主办的两场题为“来自鲁迅研究前沿的启示——名师名家学思历程”的学术论坛近日在线举办。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黄乔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姜异新，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浩，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乔丽华，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施晓燕应邀担任主讲。来自南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宁夏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从事中外文学研究的中青年知名学者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近400名师生热烈参与对话讨论，共同分享有关鲁迅研究的前沿问题。两场学术论坛分别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北二外教授赵京华和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北二外教授李林荣主持。

　　黄乔生在论坛首场主题演讲《从〈鲁迅全集〉编纂看鲁迅文献学的建设》中，从1938年中国第一套《鲁迅全集》到2005年注释本《鲁迅全集》的编纂谈起，强调了著作编辑和注释等文献基础工作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黄乔生表示，1938年在民族生存危机中完成的《鲁迅全集》为现代文学家文集的编纂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建设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80多年来，随着鲁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鲁迅全集》编纂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编年、类编等体例的全集的出现，丰富了读者对鲁迅文化遗产的认知，而对文本做详尽注释，更是承接传统、因应时代要求、服务当代读者的必要举措。现行的2005年注释本《鲁迅全集》在体例、收录标准特别是注释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汲取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成果，在未来几年内对其进行全面修订，很有必要。黄乔生介绍了他所供职的鲁迅博物馆长期以来在鲁迅文献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一些成绩，如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藏中外版画、鲁迅藏拓本全集、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全集、鲁迅藏书的整理和研究等，这些文献为学术界提供了原始资料，而百年来特别是40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成果，为未来鲁迅著作的校勘、鲁迅文集的编纂、鲁迅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鲁迅全集》的编纂，离不开丰厚的文献资料和精深的学术研究；鲁迅文献学的建构，将有力推动鲁迅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北二外教授赵京华、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分别就鲁迅译文和外文作品的编纂形式，以及鲁迅辑校古籍和图书校样是否作为手稿编印等话题，与黄乔生展开了对话探讨。

　　张洁宇在题为《从“野草”到“且介亭”》的演讲中，以文本细读为样例，分析了鲁迅的散文诗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以及与此相关的“波德莱尔与鲁迅”“鲁迅弃教从文”等问题。张洁宇谈到，鲁迅在大革命时期在写作和思想上发生了深刻转变，包含了文体与艺术风格的转变，以及文学观念与思想的转变。如果说《野草》是鲁迅自觉地以散文诗充满紧张矛盾和晦涩抽象的形式对应现代人复杂的经验与心理的话，那么，鲁迅杂文则是以其复杂激烈而直接的形式对应了“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历史现实。鲁迅以“有骨力”的杂文所特别具有的真实、热情、严肃、重大的特征，及其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实践精神，树立起“大时代”特有的美学风范。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蒋永国、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徐仲佳、宁夏师范学院副教授郑鹏飞在对话环节就鲁迅《野草》与波德莱尔诗歌的关系、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关系，以及鲁迅著述和思想中的“大时代”意味，和张洁宇进行了问答交流。

　　姜异新以《多维鲁迅：图像互视·文献对话·历史叙事》为题，通过考证鲁迅“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这张照片是否印入了杂文集《坟》，阐释了她对图像互视的思考，互视既是互证和互鉴，同时也是文学和历史的相互照见。之后，姜异新又提出“让文献自己对话”的观点，她认为这种呈现历史的方式，在有限的讲述中摒弃传统历史叙事的逻辑论证模式和全知全能视角，不引入编者的观点，零注释、零评论，让读者在探索中直接进入文献的生命之流。诗性的而非唯科学性的编排，有利于使文献成为象征与隐喻，以一种美学情境照亮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姜异新还从语言工具、现代主体意识、文学场域三个层面，阐发了她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白话小说史叙述端点”的思考。

　　李浩在《鲁迅与〈古小说钩沉〉》的讲题下，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鲁迅要保存的是怎样的中国传统？李浩谈到，自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即开始着手辑佚《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这与日本时期的鲁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其中的原因，林辰有过解答，即是受章太炎影响，“一是爱国主义的，一是喜欢魏晋文章”。同时，也可能和鲁迅在日本时期建立的文化理念有关，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需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李浩表示，《古小说钩沉》的辑佚工作是鲁迅进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五四之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而在《看镜有感》《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等文章中，鲁迅则提到汉唐文化所呈现的海纳百川的自信、六朝文章的真诚等。我们可以据此窥见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择取条件以及他整理古代文献的文化取向，相关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并厘清鲁迅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作出的思考、实践及贡献。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鲍国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晓霖对李浩的问题做了回应。鲍国华认为，《古小说钩沉》和鲁迅后来的小说史研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意在重建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理想。对李浩有关鲁迅在与李桦通信中论及中国美术的重要观点的高度评价，王晓霖表示深有同感。

　　乔丽华以《鲁迅藏书中的〈红楼梦〉》为题，考察了现存鲁迅藏书中跟《红楼梦》有关的书籍，其中《红楼梦》刊本有三种：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二十四册（双清仙馆本）；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三十六册（翰苑楼藏版）；王希廉等评本《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十六册（求不负斋石印本）。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藏《红楼梦》的三个刊本均为王希廉点评本。王希廉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红楼梦》评点家之一，鲁迅基本上是赞成新红学派的，然而同时却依旧搜购旧红学代表人物王希廉的点评本，这让我们看到，在鲁迅这一代人身上有更多对传统的“因袭”，由此我们也得以来追索鲁迅这一代人阅读古典小说的姿态。不同于胡适等自小就在洋学堂接受教育的一代，生于晚清的鲁迅在私塾接受了较完整的教育，也正是在这期间“不务正业”阅读了《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而他所读的显然是清代流行的带有绣像的点评本。从某种方面来说，评点家的文字可能比小说本身更有趣味和启发性，加深和拓展了对小说内涵的理解，也使受四书五经桎梏的幼小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最后，乔丽华提出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命题，鲁迅早年所读的金圣叹、毛宗岗、王希廉等各种点评本，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及杂文写作产生了何种影响。

　　施晓燕通过一幅地图，细致地梳理了鲁迅在上海居住地的变化轨迹，从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的日常生活出发，重点描述和分析了鲁迅的居住状况，考察鲁迅所租住的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的生活设施及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探究非常时期上述地点对鲁迅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体察鲁迅面对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中的难题诸如房屋漏水、光线昏暗、空间狭窄以及治安混乱时的心理状况，从其搬新居驱虫清理的亲力亲为、除夕与海婴在楼顶放烟花的温馨喜悦等日常生活点滴中，一窥文学大师的人间烟火气。

　　最后，李林荣进行论坛总结发言。李林荣表示，这次总时长8个小时的在线论坛，虽然容量有限，但内容丰富，集中展示了置身鲁迅研究前沿和“前线”的新生代和中生代学人的学术风采，简约而又精到地呈现出了跨学科和多视角交叉的学思路向和问题意识，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已经通过星星点点的重要个案研究，做了起步扎实、开掘深广的努力，日益清晰地拓展出探察论证鲁迅思想、文学和文化人格与民族传统深切紧密关联的全新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