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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前提性考查
2020年04月02日 11:24 来源:《哲学研究》(京)2019年第2期 作者:陈新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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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确立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历史任务的制约以及后人的误读等原因,这一价值取向一度被淡化了。在人的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主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从而各种价值问题凸显的当代,唯物史观不仅应当站在社会历史认识的最高峰,而且应当站在社会道义的制高点,这就要求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在理论上,将实现唯物史观由认识范式向实践范式的转换,增强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塑造唯物史观理论的完整性;在实践上,将彰显唯物史观引领社会进步和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提升其回答并解决社会生活中深层次价值问题的能力,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

  关 键 词:唯物史观/人的发展/价值取向

   作者简介:陈新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体系研究”(编号17AZX001)的阶段性成果。

 

  在人的发展成为现实追求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价值问题凸显的当代,需要进行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以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增强唯物史观引领社会进步的功能。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首要环节,是对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出前提性考查,理解这一建构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明确这一建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历史背景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既确立了以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标志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也确立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人的发展价值取向构成了唯物史观的价值维度,它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发展而丰富和深化,但由于历史任务的制约以及后人的误读,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的演进中经历了一个由“显在”转为“潜在”的过程。

  马克思在17岁时所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追求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志向,并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强调“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提出“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7、217页)在1843年5月上旬致卢格的信中,他揭露了专制制度对人的压制,认为“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8页),提出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积极建立新世界,并首次以“自由的、真正的人”表达了对人的应然的理想状态的理解。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认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同上,第38、46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同上,第185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同上,第335页)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向度地论述了人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0页),“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等人的发展要求;展望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5页)的情景;阐明了个人发展与共同体的关系,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同上,第199页);阐述了个人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联系,即“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同上,第198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预测了未来理想的社会形式“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422页)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并提出要建立“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683页)他阐述了人的发展的历史性,并以人的发展为标志,区分了社会演进的三大形态,预言了未来社会的根本特点,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他还深刻地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自由时间是人的发展的前提。

  人的发展价值取向贯穿于唯物史观演进过程中,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它在唯物史观中的显示度却是不同的,其间经历了一个由“显在”转为“潜在”的过程。

  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首先起因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重点的转向。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他们在全面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赖于人的彻底解放,有赖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有赖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有赖于对社会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为此,他们将人的发展的价值诉求转换为人的解放的现实目标,从而在哲学地设定和论证人的发展价值的同时,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对人的解放条件和途径的探讨,置于现实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置于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而没有对人的发展问题本身作进一步系统的论述和阐发。也就是说,由于面临的直接的历史任务是人的解放——即解决人的发展之前提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向,其结果是,人的发展从显在的目标变成了蕴含于人的解放目标之中的潜在的价值诉求。

  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又与经典作家对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及其意义的强调密切相关。唯物史观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宏观解释框架,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唯物史观在认识上的独创性及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是如此突出,以至于经典作家及其同时代的人们,在论及其理论创见时,都更加注意科学认识方面,而那些反对者在攻击唯物史观时,也主要针对其科学认识,如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贬低为“经济决定论”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反驳这些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6页),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方面进行反复的阐释和说明。

  由于研究重点的转向,由于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上的开创性从而经典作家对其意义的强调,人的发展在唯物史观中逐渐成了一个隐藏于人的解放背后的间接性的问题,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历史观层面的价值取向转换成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解放等更加具体的价值取向。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研究并未离开人的发展主旨,而是将这一主旨置于了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探求,正是为实现人的发展创造现实条件。正如佛洛姆指出的,“事实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的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佛洛姆,第64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维度在唯物史观中一直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在场。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研究重点的转向以及经典作家对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强调,却在客观上为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读甚至歪曲提供了口实。恩格斯在世时,保尔·巴尔特等人抓住唯物史观理论的上述问题,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污蔑马克思否认思想、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能动作用。恩格斯在有关通信中对这些歪曲进行了驳斥,他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基础上,阐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观点,阐明了历史的客观规律与个人动机之间的辩证关系。

  问题在于,虽然恩格斯做了卓有成效的辨析工作,但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并未终止。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们对唯物史观内容、特点、功能和意义的理解见仁见智,其中一个显著的差异,就是形成了分别侧重于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或价值取向的两种解读。从总体上说,包括前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特别侧重于唯物史观科学认识方面的意蕴及其意义,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比较关注唯物史观的人学意蕴等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及其意义。

  在前苏联和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唯物史观往往被归结为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被直接定义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巴加图利亚,第1-2页)或“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第32页),唯物史观的使命和功能主要被限定为对社会历史事实以及社会发展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即“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现象的一般联系和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上)人们在对唯物史观内容的阐释中,主要强调其科学认识的方面,多限于对社会构成的物质因素、关系、作用、运动及其规律等的论述,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机制等。这种理解比较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特别坚持唯物史观“唯物”的根本特征,凸显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特点及其在社会历史认识上实现的变革,坚守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及其意义,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及其功能和意义。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唯物史观逐渐被诠释为“一维”的社会历史观,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理论中被淡化了,人们对人的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系统的研究,未能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理解为唯物史观中与认识维度相辅相成的价值维度。其结果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完整性未能得到充分地展示,唯物史观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这种理解的片面性及其缺陷,一些学者曾有所察觉,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人学空场”,因而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萨特,第71页)佛洛姆认为,有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释者“忽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佛洛姆,第65-66页),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就此断定唯物史观中没有价值取向,如詹明信就认为,“迄今为止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欠在于,它被认为是一系列关于物质的命题”。(詹明信,第253页)虽然这些说法并不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唯物史观解释中存在的问题。

  二、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现实依据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是当代社会现实变化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页)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其理论取向和内容,都应当随时代和实践的变迁而改变和丰富。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一方面,追求人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社会生活中的价值问题日趋彰显。社会发展给人的发展创造的新条件和带来的新问题,使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成为必要,也构成了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的现实依据。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是当代社会人的发展要求和人的发展问题凸显在唯物史观中的反映。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人的发展开始从理想向现实转变。从内部环境看,改革的深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以往不可比拟的建设成就,不仅显著地改善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也使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制度和文化条件。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参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的发展愈益受到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扩展,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日趋快捷和频繁,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方式,优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拓展人们的交往空间,丰富了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显著改善,为人的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使人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开始成为一种现实的追求和目标。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也给人的生存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社会现代化既具有正面的效应也具有负面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的逻辑通行于经济领域乃至于整个社会生活,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传统价值失落,人的活动片面化,资源环境危机加深,以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公平问题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趋于凸显。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既是由人的因素所致,起因于人们不合理的生存态度、价值取向、需要定位和生活方式,又愈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境遇,制约着人的发展。

  由于人的发展条件的改善以及制约人生存发展价值问题的凸显,在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是未来的理想或者理论探讨的逻辑起点,而是成了需要解决并展开研究的问题本身,从而追求人的发展既具有必要性也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各种关于人的话题接踵而至,“以人为本”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词,人性化设计、人性化举措等提法甚至成了流行语,与之相关,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热点。但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人的发展议题开始从话语边缘进入话语中心,但有关人和人的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却尚未真正透解,而如果不对人的发展问题作出哲学层面的、深层次的说明,人的发展理论就缺乏学理上的彻底性,人的发展实践就可能止于表面和暂时。对人及人的发展问题深层次的理解只有在历史观的层面才是可能的,只有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才能对人的发展的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透彻的阐释。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价值选择问题凸显在唯物史观中的反映。

  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代中国社会进入了高速运行的快车道,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人们的生存及活动空间更为宽松,主体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权利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显著增强。社会运行加速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给人们带来了一些以往不曾遇到的复杂的新事物、新问题和新挑战;人的主体性增强和能力的提升,则拓展了人们目标定向和行为选择的空间,使人们在价值定位和行为选择上趋于多样。这两方面变化使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甚至潜在的风险,这就决定了人们的目标和行为选择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紧要,其选择是否合理既关系到个人未来的生存境遇,也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前景。在当代及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取决于人的主观因素,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体现出“谋事在人”的特点;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意味着不仅要一如既往地注重人们行为的合规律性,更要注重人们行为的合目的性,注重目的和动机背后的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要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取向,尤其是确立历史观层面的根本性或总体性的价值取向。

  确立历史观层面的价值取向,是应对社会生活中价值评价及价值选择多样性的需要。当代社会运行加速、社会生活多样化以及人的主体性增强,导致了评价人的行为以及评价社会事物尺度的多样化,以不同的尺度去衡量和评价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或判断,而评价尺度的多样化,又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定位以及人们的行为选择。为了在多样化的环境中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方向、目标和行为,就应当确立一种贯穿于诸种社会评价尺度并统摄诸种社会评价尺度的高层次的尺度,确立一种总体性的价值取向,以之为依据,从根本上判定社会发展目标和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判定社会状况之好坏以及社会发展程度之高低。确立这一根本的、总体性的价值尺度,只有在历史观的层面才是可能的,更进一步说,只有作为关于社会历史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的唯物史观,才能有此担当。

  作为历史观层面的价值尺度,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具有间接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它既是社会客观条件、现实关系和实践的反映,是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现实表达,又体现着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人的主观价值设定,是长久以来社会进步的反映和人的觉醒的理论表达。从形成过程上看,这种反映和理论表达要经历一个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逐级提升的过程,最终形成历史观层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总体性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发展之所以能够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价值,既是因为它是人类优秀价值取向的继承和超越,又是因为它是唯物史观的理论起点,是唯物史观最根本的价值旨归,具有普遍性从而总体性的特征。它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能蕴含和统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价值诉求,例如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以及追求民主、自由、公正等,是这些价值诉求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目标。虽然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19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提出的,但这一价值诉求却反映了他们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的理解和期望,具有一般性的意义;虽然由于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异,人的发展的具体要求、目标和含义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国家民族或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殊异性并且人的发展的实现路径会各有特点,但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总体目标和基本特征则应当是共同的,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因为无论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人的个性的确立和丰富,这些人的发展总体目标和要求都广泛地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正是由于人的发展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取向,因而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层面上才能对其含义和意义加以确定并给予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只有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人的发展价值取向,才能使这一价值取向具有普遍的性质和意义。

  三、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理论价值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实现唯物史观由“认识范式”向“实践范式”的转换,深化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

  既往对唯物史观片面理解的主要问题,是仅仅强调其科学认识的含义和意义而忽视其价值取向的含义和意义,在对唯物史观理论形态的描述上具有单向度和简单化的特征。这种将唯物史观归结为关于社会发展科学认识的看法,可称之为“认识范式”的唯物史观。认识范式的唯物史观具有重视社会发展合规律性的优点,却存在着轻视社会发展合目的性的缺点,这集中表现为其理论内容主要限于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机制和规律的客观分析和描述,以及对社会有机体各要素之间关系的论述,虽然也涉及价值取向,却未将其理解为与认识维度相对应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维度,从而少有关于社会发展中人的主观动因和价值取向的阐释与设定,如果有,也往往被淡化或置于边缘性的地位。

  认识范式的唯物史观只有“一维”性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人的实践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因而超越认识范式的关键,是确立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历史的“实践范式”。实践范式的唯物史观主张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历史,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实际地改变社会、引领社会进步,因而既追求社会历史认识的合规律性,也追求社会历史认识的合目的性,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本质特征。

  确立实践范式的唯物史观的关键,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历史。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不能将其归结为物质条件和关系的发展史。从实践的观点看,物质条件和关系既是人们活动的既定前提和基础,也是人们以往活动的结果以及未来活动改变和超越的对象。在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要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但这些条件和关系却是人创造的,“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诚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力对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甚至指明了手推磨和蒸汽磨与不同社会形态的直接对应关系,断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单向度地强调物质条件决定人的活动,其实他和恩格斯指出过,“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这就是说,物质条件以及社会关系对于人的活动的“先在性”是相对于特定时代的人们而言的,它们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本质上正是以往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对后来人们的活动的制约。更透彻地说,制约人的活动的物质条件以及社会关系等因素直接地或者现象地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间接地或本质地看则是人们以往的活动。因此,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出发,才能对社会历史做出科学而合理的解释。

  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历史,必须充分肯定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而肯定社会发展合目的性的关键,是重新看待人的动机特别是价值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的发展诉求,人追求幸福、实现自己价值的本性,是其一切活动的动机之源泉和根本出发点,正是这个动机驱使人们去探寻社会发展的条件、机制、途径和规律,去调整社会关系、建构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社会制度、政策和规则。质言之,人们一切活动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当代及未来,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发展集中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进而构建实践范式的唯物史观,可以从根基上对人们活动的动机做出透彻的理解,可以从主客体的结合上、从人与社会物质条件和物质关系的互动中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规律做出科学而合理的解读,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

  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增强唯物史观的理论解释力,科学地说明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中最重要且最复杂的问题,是理解社会发展动力、机制、规律和趋势等问题的关节点。以往在论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时,往往遵循机械的、单向决定或线性对应的思路,将社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最终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仅仅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这一理解虽然揭示了人的活动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却低估甚至忽略了人的自觉追求、选择和行为在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人的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必须进行唯物史观层面的价值解读。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社会发展这种“人为”的特点,意味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与人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相关的问题,例如: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怎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为什么要推进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为什么要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如何使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要确立一系列价值原则?引导和规范社会发展的主要价值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在推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同时还要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和谐以及民主自由?如此等等。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看,这些问题显然不仅仅属于科学认识的范畴,并非“科学”的历史观所能回答,而需要“科学”的并且“合理”的历史观来回答。由于社会进步是人的自觉选择和行为的结果,体现着人的动机、贯穿着人的价值取向,又由于人的活动具有规律性,因而当我们理解历史发展时,始终会面临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离开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显然不能说明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选择及其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不能说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根本上的一致性、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在具体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以及社会发展的效果与其代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离开对人的发展价值因素的考量,便不能完整地理解动机、目的等因素对人的活动的影响,不能透彻地解释人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规律。

  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克服对唯物史观理解的片面性,塑造唯物史观理论的完整性,实现唯物史观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

  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包含着对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动力、机制、规律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等社会历史基本问题的理解。历史的主体是人,社会运行和发展会受到人的动机和目的影响,因而关于社会历史基本问题的理解不可能价值无涉,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贯穿着价值取向。以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解为例。在论述社会发展动力时,既应当看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又应当充分考虑人的需要、利益以及自我实现愿望对其行为的影响进而对社会运行过程的导向和驱动作用。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人之所以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因为人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启动者或原动力,是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等生产力中其他因素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人所以是生产力发展的启动者或原动力,是因为人的生存方式具有超越性。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的实践性的生存方式,造就了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了天然自然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天然的自然物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要在有用的形式上利用自然物维持自己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要改造自然物。实践和人的生存方式的互动,是人改造自然最深刻的根源。正是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愿望,人才会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关系、进行其他的社会活动。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在人之外,而就在人满足需要和利益、实现自己价值的愿望和行为之中。

  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合理的社会历史观。人的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的活动必须追求一些基本的价值目标,例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又如实现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保障人们的各项社会权利,促进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再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等等。正是这些价值追求及其行为,决定了社会发展具有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基本趋势和总体方向。这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模式、机制、途径以及自身的行为不仅要提出合规律性的要求,要做出是否正确、是否有效的科学性评价,还要对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相应的模式、机制和途径以及自己的行为提出合目的性的要求,要做出是否合理的价值性评价。正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须臾不能离开人的动机和目的,不能离开价值取向,所以作为关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的唯物史观,就应当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出发,提出对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一系列深层次价值问题的理解,确立历史观层面的普遍价值,为人的活动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价值支持。

  四、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将彰显唯物史观引领社会进步和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

  唯物史观自创立始,就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根源于对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被诠释为“一维”的、“认识范式”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在一个时期中被淡化了。事实表明,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缺失将导致人们忽视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及合理性,其直接后果便是,唯物史观为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从而引领人的活动和社会进步的实践功能被弱化了。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有助于增强唯物史观的实践功能。对于社会历史观的认识功能,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观或社会历史理论已经有比较充分的体现;对于社会历史观的实践功能,马克思以前的一些思想家例如欧洲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也有相当的自觉,他们曾将自己的理论看作是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马克思恩格斯超越前人之处在于:将改造社会作为唯物史观的根本使命,认为研究社会历史和干预社会历史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自觉地将认识社会视为改造社会的前提环节。在他们那里,唯物史观以引领社会进步、推进人的发展为旨归,具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双重使命和功能,它既是认识的学说,是对社会历史的反映,能够正确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规律和趋势,也是行动的理论,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历史的主观阐释和期望,承担着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使命。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6页)的论断,他和恩格斯关于“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第155页)的论述,尤其适用于定位唯物史观的使命和功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的如下看法可谓独具慧眼:“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卢卡奇,第307页)。

  对于唯物史观而言,改变社会的功能与认识社会的功能同等重要,唯物史观所以能正确地把握社会历史,不仅在于它比其他社会历史观对“历史”的反映和解释更为全面、准确和深刻,更为接近“历史”本身,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应对和把握历史的方式:不是在历史之外价值无涉地、纯反映性地观察历史和分析社会,致力于在理论上还原历史发展的进程、探究历史既有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以介入历史的姿态内在地审视历史,从历史中揭示人的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引导人的活动、干预社会发展进程、实际地改造社会。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社会发展任务的转换,以及人的发展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将会更加凸显唯物史观在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方面的价值导向作用。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将使唯物史观站在当代社会道义的制高点,提升唯物史观回答并解决社会生活中价值问题的能力。

  设立明确的价值取向、回答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价值定位、价值选择方面的问题,是一切社会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唯物史观义不容辞的理论担当。历史发展动力、机制和规律内在地体现着人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特点,决定了唯物史观不仅要正确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实然状况,也要合理地设定社会历史的应然状态。唯物史观只有站在社会道义的制高点,确立并提供人类最优秀的价值取向,才成为最先进的社会历史观,才能作为衡量和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价值尺度,才能应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价值问题,才能承担起引导人的行为、规范社会运行、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社会历史的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其当代性及当代功能不仅体现在宏观且深度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和机制,探究社会体系的构成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人们的活动提供科学认识方面的指导,还体现在根据人生存发展的主体性要求设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阐述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和愿景,对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价值问题做出合理的说明和评价,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价值依据。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运行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障人们的社会权利、发挥和发展人们的创造精神和能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发展。在当代,许多制约人们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瓶颈性问题,例如传统价值失落、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等问题,以及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公平问题、民生问题、民主问题、和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不仅是由于认识方面的因素导致的,还深层地涉及价值方面的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仅仅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而且有赖于确立合理的价值理念、价值定位,有赖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以公平问题为例。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人的幸福程度与社会公平的程度密切相关,因而幸福的社会不仅应当是富有的社会,还应当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当今,以收入差距扩大为标志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地妨碍着人的生存发展,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制约着社会进步。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着眼于合规律性,关注社会如何更快地发展,关注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又着眼于合目的性,关注社会如何更合理地发展,关注发展的目的和效果,着力调整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自由民主、社会和谐,使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成果更好地为人们所共享,为人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加充分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既承担着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元价值的功能,也承担着为社会政策制定提供基本价值原则和价值规范的使命。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将有助于唯物史观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

  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根据这一理解,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他自身的主观世界,二者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以往在论及唯物史观的实践功能时,主要侧重于其指导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方面,这种理解是不够的。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在指导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可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上的学理支撑,帮助人们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

  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是唯物史观现实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唯物史观应有的理论担当。苏格拉底曾指出,不加思考的生活等于徒费时光,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总是要追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要明白为什么活着,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怎样的生活更有意义,个人的生存发展与他人和社会是怎样的关系等等问题,要在厘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追求更加理想、更有意义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价值的说明,特别是需要历史观层面的价值支撑。正如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所言:“人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献身于这两项任务必然是无止境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在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米都斯,第152-153页)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从历史观的层面对上述问题做出说明,可以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存的意义提供理论依据,为人们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为人们的活动提供道义上的辩护;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其生存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从根基上激发他们向往美好生活、创造理想社会、追求理想境界的动机。就人的自我改变而言,以唯物史观中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为指导,可以提升人的精神素质、丰富人的精神修养、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充实人的精神生活,完善人的个性和人格,开阔人的胸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巴如图利亚,1981年:《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陆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佛洛姆,1987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涂纪亮、张庆熊译,香港旭日出版社.

  [3]卢卡奇,1992年:《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1995年、1998年、2004年,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7]米都斯,1997年:《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8]萨特,1998年:《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9]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1991年:《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姓名:陈新夏 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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