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精神的情境、归属和文化三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场所精神的灵魂内核；场所精神对于思考当代诸多空间困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诺伯格-舒尔茨通过场所精神的概念，深入揭示了实体空间的形式所负载的地方特性的意义，揭示了人的生活方式与所处环境的紧密关系。

　　场所精神的概念

　　挪威建筑理论家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1979 年从建筑学的角度提出了“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概念，在1980年发表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他系统地阐释了“场所精神”理论，并把它概括为建筑现象学。场所精神，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来源于罗马人对场所守护神的信仰，古罗马人相信“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守护神灵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诺伯舒兹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场所中的守护神灵会给臣服的人们带来安全感。在诺伯格-舒尔茨看来，罗马汇集了超越其他场所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情境以及各种意义生动的象征。那些神殿和神祇在罗马日常环境的街道与广场中受到足够重视，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了罗马整体的环境，“古罗马保存着古老的大地力量,以及古典神祇人神同形的特性以及天空抽象的、宇宙的秩序，这些意义明显地表达出成为一种特别多样化和丰富的环境”（同上，163页）。这种大地的和古典的综合体构成了罗马“田园景致”的本质，可谓集结了所有存在意义的主要范畴。

　　在诺伯格-舒尔茨看来，场所是自然的和人为的元素所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同时也是建筑现象学的主体事物。那么自然的和人为的这两种元素的关系又是如何呈现的呢？诺伯格-舒尔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由世界的区位（location）来表示的：“‘空间是由区位吸收了他们的存在物而不是由空间中获取’。外部与内部的关系是具体空间的主要观点，暗示空间有各种程度的扩展与包被。因此地景是由各种不同的，但基本上是连续的扩展所界定，聚落则是包被的实体。因聚落与地景有一种图案与背景的关系，任何包被相对于扩展的和背景的地景而言是非常清楚的，像是一种图案一样。如果这种关系被破坏，聚落便丧失自我的认同性，就好像地景丧失自我的认同性成为无穷尽的扩展一样。”（同上，13页）因此，“人在何处安置其聚落？自然在何处‘邀请’人来定居的场所？这问题必须以空间和特性的观点来回答。从空间的观点而言人需要一种包被；因此在自然中便企图定居于能够提供一个界定空间的场所。从特性的观点而言，自然的场所包含了许多有意义的物，如岩石、树木和水，能表达一种‘邀请’。”（同上，172页）从场所内部来看，一个场所的特质是由中心，或一个规则而重复的结构的特质所决定。许多场所相互作用时会产生复杂的空间结果，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密度、张力和动态感。

　　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场所是一种人化的空间，它的物质和精神特性被认同后，就折射出场所精神。场所精神由区位、空间形态和具有特性的明晰性明显地表达出来，现代人感知场所精神的主要路径是“方向感”(orientation) 和“认同感”(identification)，“想要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人必须要有辨别方向的能力，他必须晓得身置何处。而且他同时得在环境中认同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晓得他和某个场所是怎样的关系”（同上，18-19页）。换句话说，场所不仅具有一定的特性，而且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具有一定意义。这种特性和意义是由“经济、社会、政治及其他文化现象所决定的……意义必须成为涵盖自然要素整体的一部分”（同上，168页）。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场所精神”具有顽强的稳定性，能够在历史变迁中经久不变，“存在的内涵具有很深厚的根源，变迁的条件只是要求新的诠释而已”（同上，185页）。

　　诺伯格-舒尔茨通过场所精神的概念，深入揭示了实体空间的形式所负载的地方特性的意义，揭示了人的生活方式与所处环境的紧密关系。诺伯格-舒尔茨认为人为场所与自然环境形成的空间建构关系，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人将自己对自然的了解加以形象化，表达其所获得的存在的立足点。出于这一目的，人在理解了自然结构的基础上建造了其所见的一切，使得自然因人为而变得“集中化”了，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并不是缄默无言的，而是暗示着方向性，暗示着划定界线的空间，人是因循而为的。二是人对既有的情境加以补充，补足其所欠缺。三是人将其对自然（包含本身）的理解象征化，象征的目的在于将意义自目前的情境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文化客体”，象征化意味着一种经验的意义被“转换”成另一种媒介，可以成为更复杂的情境要素，或被转移到另一个场所。“这三种关系意味着人集结经验的意义，创造适合其自身的一个宇宙意象（imagomundi）或小宇宙，具体化其所在的世界。很显然集结全靠象征，意味着意义转移至另一个场所，使得该场所成为一个存在的‘中心’。”（同上，17页）

　　场所精神的哲学基础

　　场所精神的提出，是诺伯格-舒尔茨建筑现象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诺伯格-舒尔茨的学术思想就已经进入了成熟期，1963年他发表了《建筑意向》。70年代初则是诺伯格-舒尔茨思想成形的关键时期，在1971年出版的《存在·空间·建筑》一书中，诺伯格-舒尔茨建构起了他称之为建筑现象学的理论架构与方法，就是面向建筑本身，找寻建筑意义的理论基础。1973年诺伯格-舒尔茨发表了《西方建筑的意义》，建筑现象学成为了他考察整个西方建筑史的理论视野与分析工具，他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将西方建筑在技术时代失落的意义重新显现出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思想家风云际会的年代，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则是思想界风向巨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当代思想家中最典型、最基本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五月风暴”前后面世的。福柯继1961年发表了《疯癫与文明》之后，1966年发表了《事物的秩序》，1969年发表了《知识考古学》。阿尔都塞1965年发表了《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发表了演讲《列宁与哲学》和《黑格尔之前的马克思》。德里达1967年发表了《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声音与现象》，拉康1966年出版了《著作集》，将1937年至1966年的许多重要文本都收集在这本书中，他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会中所作的口头报告，也被认为是他长达20年的讨论会生涯中最伟大的成果。布尔迪厄与巴塞隆合著的《继承者：学生与文化》发表于1964年，他们在1970年又发表了《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德勒兹最早偏离哲学史领域的作品，也发表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如1969年的《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