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是一个有目共睹、老生常谈的话题。一般所理解并提及的学术腐败往往是指抄袭、剽窃以及造假等问题。殊不知，人们往往忽视了不少不良学术风气所隐藏着的许多潜在的学术腐败，它们同样对科研以及教书育人等造成诸多不良影响。这类不良学术风气，理应引起重视。

　　过度使用学术团队精神

　　现在申报科研项目流行团队精神，即只有以课题组名义申请才更有可能通过审批，个人申报一般难以通过甚至有的项目不允许个人单独申报。

　　应该说，学术研究强调团队精神是必须的，但凡事须一分为二。哪些项目宜团队合作？哪些项目宜个人？依笔者体会，有些科研项目就是个人行为，不需要团队，尤其一些文科项目。一旦强求一律，则易走入极端。本来团队合作是件好事，但一概适用则容易变味。造成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科研项目审批制度的缺陷。这种缺陷容易挫伤真正从事研究者的积极性，也容易助长造假之风。

　　过度倚重名家或名校效应

　　似乎政商界和学界都有此潜规则，即过分倚重名家或名校效应，而忽视学术质量，忽视普通学者的话语权，进而有可能限制社会创新与社会共识的形成。固然，科研项目、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或出版书籍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来自名家或名校学者乃是常理。但至少要给那些来自一般院校的教师或普通学者公平竞争的机会。某些出版商或编辑们对于那些来自非名校学者或普通学者的论著常常看都不看就给“枪毙”了，除非通过关系另案处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曾有某人论文投给某杂志社而石沉大海，后通过“伪造”名校的工作单位却使论文得以发表。也曾有某人申报科研项目，先通过邮件方式把方案传给招标单位（未注明工作单位），对方很是满意。但后来得知某人工作单位，态度转变，项目也没有做成。这种现象容易导致名家或名校的惰性，挫伤新人或一般高校尤其地方高校的积极性。这不利于高校和人才发展。

　　过度或不当使用注释和参考文献

　　目前，学术界在引经据典时似乎有一种不正常现象，主要表现如下：言必称“马列”；言必称“西方”；言必称“大家”；故意引用一些外文资料；常以注释和参考文献尤其外文文献引用愈多为标榜等。在诸多论著中，不管是否可行，总扯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话语，总扯上西方学者的观点，总与“大家”的观点沾点边，总故意搞些外文文献等，以此抬高自己的学术含金量。

　　笔者早先在国企工作期间写的几篇论文，没有或较少引用文献资料，也没有通过任何关系或版面费即已刊发。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觉得那几篇论文比较实用，是笔者结合国企工作实际有感而发，是真“问题”，没有“废话”。但这种论文在今天估计很难发表，因为没有或甚少有注释、参考文献等，不符合杂志发表要求。后来，笔者进入高校工作，为了评职称而发表文章时，不得不迎合杂志需要，故弄玄虚，不断地在论文中加入一些不必要的文献资料。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有时会感慨：论文愈来愈长，但“废话”好像愈来愈多；一句话的观点却用若干玄学的资料堆垒。

　　当然，笔者绝非否定注释和参考文献,因为任何人的科研成果都是建立在前人智慧积累的基础上，无论是否赞同前人观点。笔者引用文献资料最大体会就是：对别人观点不赞同而为了论证自己观点或进行观点综述或进行比较分析等，则有引用他人文献资料的必要。如果一味地用别人和你相同的观点来论证自己，则是学术自卑的表现。

　　过度注重微观研究，不注重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基础理论学科，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但时下，不少学者的研究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过分注重从微观、从具体层面着手研究，而忽视宏观叙事，忽视解决现实问题。微观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很多微观的具体研究往往都绕不开问题背后的“疙瘩”，治标而不治本，没有涉及问题的症结。虽然有些问题受制于现实条件可能一时无法回答或难以解决，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提出问题或尽可能接近问题实质。唯此，我们才能尽快形成社会共识，减少社会对立。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经济法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