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捂出顽疾亟须改革，“开放”从消灭194所“漏网之鱼”开始—— 

　　夹缝中亟待脱困的中国体校 

安徽省某体校体操队的小队员在训练中。

　　2014年4月22日，江西省分管体育的副省长谢茹收到一封信，来信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信的内容并不让人乐观，江西省体育局副巡视员谭清元回忆，“是对我省公办体校运动员文化学习‘两纳入’情况进行通报。”而收到信的，不止江西省一家。

　　写信“提醒”、和教育部磋商加强督导、择机召开新闻发布会“点名”，冯建中在刚刚闭幕的2015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整治遗留自办文化教育体校的“铁腕”。而这个“遗留”的数据仅占全国约2000多所体校的10%。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3号）（以下简称“23号文件”），对体校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地方各级政府要将公办体育运动学校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将文化教育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这一“两纳入”要求，以及建立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模式等。几年来，全国自办文化教育的体校由2012年的420所，减少到目前的194所。

　　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郭建军看来，“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快消灭这194所。”

　　袍去虱现的体校处境尴尬

　　“消灭”，按照郭建军的解释，“是将‘体校自办文化教育’这一形式消灭，建立体教两家共管的机制”，而23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教学、教师配备、教师培训等该教育部门管的，全部交由教育部门管理，日常管理、竞赛训练等，则由体育部门管理。

　　在接到冯建中的来信后，江西省从政府层面加强了督导，8所体校的文化教育得以改善，谭清元回顾了3种方式，“将体校建在学校中，尤其缺乏体育场馆、设施的相对优质教育资源，学生吃、住、学都在学校，由教练进入学校帮助训练；教育部门领导到体校担任副校长，主抓文化课；若派不出人，教育部门出经费，聘任有经验的老师来体校授课。”

　　“文化没有竞争力，学生的出路就有障碍，招生就难，导致很多项目后辈人才青黄不接，甚至断档。”郭建军表示，自上世纪50年代“试水”体校至今，对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功不可没的体校，作为奥运金牌战略的塔基，“应当正确看待其历史功绩”，但学校规模、在校生数量两个存量的严重下滑，也时刻提醒“体校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7000多体操业余训练的孩子分散在全国约150所省市体操学校中，“只有1200人在协会注册了，优秀体操运动员只有485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体校萎缩的状况，让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国家队层面竟然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尤其女队非常困难，够年龄、能上场、可选择的只有七八个人，伤一个人，队伍都组不成。其他的，要么年龄不够，要么水平差距太大。”

　　主要依靠传统三级训练网输送后备人才的项目，都遭遇了体操面临的尴尬。体校“不受待见”，让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卿尚霖不禁“想当年”，“当年能进体校的，都是特别优秀的孩子，有补贴拿，有衣服穿，有机会出人头地。”在强调以金牌提升国家士气的年代，体校携挂着社会资源优势的标签，是当时不少孩子“需要走后门”才能抵达的梦想岛，但现在“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