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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体多面”看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
2022年06月26日 14: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 字号
2022年06月26日 14: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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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阮益嫘)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的争论中形成了不同的判断,这些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理论概括,对我们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6月16日,北京大学第五期文科创新讲坛举行,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作了题为“‘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叶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挂职)章永乐等对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及相关理论开展跨学科讨论。

  对于中华帝制国家治理新的解释性框架

  中华帝制的一元性与多样性是什么关系?其内在的驱动力量和治理逻辑是什么?周黎安谈到,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是“皇权不下县”,乡村社会实际上享有士绅主导的自治状态。以迈克尔?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从资源汲取和动员的国家能力视角提供了新的理论概括,认为中华帝国属于“专制性强、基础性权力弱”的治理形态。还有,诸如“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各种假说。当我们将这些理论放在一起加以检视和对比,仔细推敲其内在逻辑和适用范围,发现它们尽管都能找到一些支持性证据,却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治理领域或特定的历史时期,难以作为总体性理论概括而存在。因而,我们将这些不同的理论概括各归其位,匹配到它们最适合的公共事务领域,尝试运用行政发包制理论对中华帝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审视,探讨中华帝制国家治理的“一元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以及内在机制。“行政发包制”概念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相对应并与纯粹“外包制”相区别,属于一种混合和中间形态。行政发包制理论旨在通过“行政内包”的视角理解从朝廷到州县官的行政发包链条和具体形式,揭示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的运作特征,并且从“行政外包”的视角透视国家与社会的连结部分,解释行政外包的重要特征与内在机理,探索官民互动的形态特征与内在机理。

  周飞舟评论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帝制的研究很多时候使用的基本框架是国家与社会理论,即先假设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社会存在,然后才去观察所要研究的这个国家;传统中国帝制研究路径也容易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中华帝制社会理解成是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另一个极端是将古代中国理解成一个极其松散和涣散的帝国,就像一个“联盟”,它的内部随时可能解体或者兴起各种地方势力,然而,这两种景象都与中国帝制时期长期的状况是不太相符的,因为它有一套非常严格、早熟的文官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非常像科层制体制的,但是,它又跟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理性化意义上的科层制不一样。用行政发包制来理解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实是消除前提性存在的对立论,回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解答上来,探索中华文明比较独特的统治范式。

  行政外包的“行政性”内涵

  “行政外包”的概念为什么适合分析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周黎安认为,中华帝国的“大一统”和“一元化”权力使得王朝政权面临“无限治理责任”,所有涉及政权稳定的事物都是政府关心的事务,王朝国家向官僚体制之外、满足一定“资质”条件的社会团体(个人)外包政府事务,赋予后者“半官方”身份,并给予必要的引导、监督和奖惩。在“行政外包”之下,官府与民间组织之间也可能展开合作,比如官方提供必要经费资源,引导和组织民间力量,赋能“社会外包”主体。

  对于王朝国家来说,一边是必须谨慎评估的统治风险,另一边是不得不考虑的预算约束和治理成本,两者的权衡与取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与社会、官与民互动关系的治理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中,朝廷在分配行政职责是否外包以及采取何种外包形式,主要取决于统治风险、治理成本和预算约束这些因素的考量。总的来说,在统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节约国家治理成本是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不同治理领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所涉及的统治风险和治理成本并不相同,这为理解官民互动的组合谱系及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叶炜认为,现有的对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当中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王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越严,越能深入每一个民户,表明国家的统治力越强,而行政发包制的提出恰恰是对已有观点的质疑,认为皇权对乡村的控制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资源的汲取方式,严密控制社会不是皇权自身独有的偏好,最大程度的人身控制更不是统治目的的本身,而只是实现统治的目标手段,这一观点很有价值。

  “一体多面”之间的联结与互动

  西方历史学家经常感叹于中华帝国仅仅依靠一支规模很小的官僚队伍治理了一个如此幅员广阔的帝国,有学者把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德国做比较,发现中国官民比所反映的政府规模之小简直就是一个悖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华帝国,朝廷之下一切都是可以设计、制造和限制的。周黎安谈到,这就是“行政外包”的奥秘所在,可以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做是一个组织(中华帝国)内部的“行政管理”过程,国家权力与社会团体的自主性在各个治理领域不同的搭配组合不是为了最大化国家的支配性、控制力或渗透性,而是为了节约稀缺的国家治理资源,更加有效地实现王朝政权的治理目标。

  王朝权力的一元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样性的结合——一体多面——构成了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从国家权力的最顶端开始,逐级属地化分包,从官僚体制内部的层层属地化“行政内包”,到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的“行政外包”。如果以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为基准,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是将两者潜在的“政治问题行政化”,通过赋予社会承包方“准官方”身份而将社会团体纳入行政外包体系,不同利益群体与国家权力的博弈、对抗、冲突也被“吸纳”在行政管理的维度之内加以协调解决。

  周黎安指出,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解析和认识,西方的观点只聚焦于中国正式的官僚体制以及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直接渗透,明显忽略了正式官吏系统之外无数准官员队伍以及由此推动的形式多样的“行政外包”和官民互动过程。在西方学者看来属于基础性权力软弱的表征,其实是国家治理多样性和灵活性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治理的“多元性”和“灵活性”支撑和巩固了“大一统”。

  章永乐认为,周黎安老师将最初源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包制”概念适用于对中国古代治理经验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通古今之变”的尝试,推进了对于中国古今政治文明的连续性的理解,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研究相关议题也带来了重要的启发。包括本次研讨在内的五期北京大学文科创新讲坛表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如何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文明自觉,立足于中国大地,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崭新使命,北京大学的学者正在进行积极稳健地探索。

  讲坛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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