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深刻揭示了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无论理论的创新，还是实践的创新，都意味着更新、改变，意味着再创造。因此，我们亟须在推动各种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积累、智慧、勇气、理性、合作与担当，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奋力谱写时代华章。

　　第一，创新需要积累。在科研工作的创新过程中，无论渐近式创新还是突发式创新，无论颠覆性创新还是革新性创新，都需要依靠前人的劳动成果。只有充分学习和有效掌握了前人的成果，才有可能取得进步和发展。学习和借鉴前人成果的过程是一个知识储备、技能积累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持久的，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只有当知识技能累积和储备到一定程度，真正把握了前人成果的精髓和要义，创新才有可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第二，创新需要智慧。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累积和储备并不能必然带来事物的改变和更新，更多可能的情况是知识的传承、沿袭。要实现再创造、再发展，则必须具备智慧。智慧是思考、判断、分析、决策的综合能力，可以让人把握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智慧是经验的结晶，存在于对事物的透彻了解中，能让人在平凡中发现奇迹。只有凭借智慧，通过感知、认识、辨别、记忆、理解、联想、计算、分析、判断和决策等环节，人类才可能对既有知识和成果实现超越，进行再创造。人类创新或再创造的过程就是人的智力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着智慧和灵感。

　　第三，创新需要勇气。知识累积和智慧之光可以给人带来灵感，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勇气同样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中，一项事业或活动的成败得失往往不仅取决于智慧和能力，而且决定于人们在面对困难时是否有十足的勇气和过人的胆略。人们在困难面前不敢去尝试克服，而选择逃避，往往不是因为困难本身，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克服困难不可能。而许多的不可能常常只是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想象中，并非真不可能，梦想与成功之间并非遥不可及，二者相差的仅仅是跨越的勇气。因而，十足的勇气可能产生惊人的力量，惊人的力量会催生重大的创新。

　　第四，创新需要理性。创新是进步和发展，自然需要有新意。在科研工作的创新过程中，变更、革新、创造、发明更需要理性和审慎。人们只有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工改造，才能形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产生认识上的飞跃，进而做出准确的判断。哪些是必须坚守的？哪些是必须发扬的？哪些是需要创新的？哪些是可以创新的？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认知前提。自然科学的创新应当是理性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同样需要理性。

　　第五，创新需要合作。创新是复杂的劳动、艰苦的再创造，因此需要合作。在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中，共同的事业、目标可以使人们产生巨大的力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证明，以一己之力攻克科技难关时常是很艰难的。事实上，一切科学都与人、人性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关联。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无论其与人性相距多远或多近，最终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回归到人性、人们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创新过程中，人们为着共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寻求合作。

　　第六，创新需要担当。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担当源自责任心、使命感。一个勇于担当的人，才能够肩负起更多的责任。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是需要投入和付出的，甚至需要巨大投入和巨大付出，既包括财富、精力和时间，也包括精神、情感、名誉等。有时，创新的投入可能得到回报、产生收益，也可能得不到回报、得不到收益。故而，创新需要有牺牲精神、献身精神，需要有强大的意志和足够的付出巨大代价或牺牲的心理准备。在挫折面前，充满坚毅，保持自信；在失败面前，不失斗志，不弃理想。

　　创新既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活动、一种行为。各种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的创新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积累、智慧、勇气、理性、合作与担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了实现这些既定目标，我们需要有创新精神、创新意志和创新力量，以迎接科研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希冀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地实现目标。我们需要尊重科学、遵从规律，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只有通过百折不挠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图伟业，谱写新时代的华丽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