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创新文化”，其目的是促进社会形成包容创新、崇尚创新的共同理念，形成创新氛围。中国文学的发展，就伴随着极为强烈的创新传统，终使中国文学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学创新与世界同步进行。此时产生的思想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中国古老的文学经典《诗经》《楚辞》就产生于这一时代。这些诗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乃是文学史上的巨大突破。闻一多先生在1943年所作《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提到，“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此时的中国文学，以其突出的创新精神，屹立于人类伟大文明的开端。

　　唐宋变革时期，是中国文学创新特别明显的阶段。在唐宋变革中，文学是创新突出的代表。唐宋诗文革新运动，诗歌有李、杜，古文有韩、欧，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创新。宋代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认为，“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风”。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认为，“此乃自李杜直叙至韩柳，可谓得唐代运动之真源”。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有强烈的创新追求。李白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表现出对儒家的突破。他在歌行、乐府等方面做出巨大推进，自称“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杜甫一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说李白创新的诗歌具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描述自己对于创新的追求，则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白居易提倡的新乐府诗也挑战时人认知。他在《与元九书》中，述及其诗让“众面脉脉，尽不悦矣”，不仅“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可见其创新需面对巨大的压力。但他面对重压仍不改初心，终于成就了新乐府运动，为中国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把李杜的创新追求推到极致，并且系统地表达出来的，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到，当别人阅读其苦心写就的文章时“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即当别人讥笑他，他就兴高采烈，当别人称赞他，他就忧从中来，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突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可见其审美倾向完全与时人不同，某种程度上是《大学》所说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实在是勇气可嘉。他在《答刘正夫书》中有更为细致的阐述。他认为文章就像物一样，如果物是日常所见，就没什么稀奇，而如果物比较奇异，则大家都想见识并讨论，所以文章也要在以古圣贤人为法的基础上，求奇求怪，要“能自树立，不因循”，而且“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可见，他对于创新的追求是非常决绝的。

　　宋代继承韩愈创新精神比较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另一位是曾为韩愈校订文集的朱熹。两人都有极强的创新意识。欧阳修从小熟读韩愈作品，怀疑、创新精神深入骨髓。其《易童子问》疑十翼，《春秋论》疑三传，《诗本义》不守毛郑，都不轻信前人。欧阳修的创新精神，也体现在文学创作形式和风格上，如其首创文赋体式、破体为文以及确立纡徐委备、简洁流畅的宋文风格等，都与其创新精神密不可分。朱熹是中世纪集大成的人物，他的创新精神同样非常决绝。黄东发在《日钞》卷三十八里曾经评论朱子：“谓《易》本卜筮，谓《诗》非美刺，谓《春秋》初不以一字为褒贬，皆旷世未闻之高论，而实皆追复古始之正说。乍见骇然，熟辄心靡。卓识雄辨，万古莫俦。”朱熹不仅对传统阐释《诗》等经典的说法进行了质疑，而且直指本源——“《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朱熹的怀疑已经动摇了六经的位置，只是在当时来说，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思想资源，所以他只能选择退一步的怀疑，容许六经的存在，而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四书上。

　　上述人物的创新大都打着复古的名义，但复古其实是为开新，因为“古”并不确定，可以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如韩愈认为，对古圣人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而圣人本意如何，就难有定论，各家学派可以有不同解释。且当文辞不拘泥于六经文本之时，就有了巨大的创新空间。而且唯有新变，才有代雄的可能性。所以，宋诗代表人物黄庭坚明确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最终促成了唐宋诗文变革，并推动了唐宋之变。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创新突出的第三阶段。新文化运动提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口号。此次运动，文学又走在前面。在文学观念上，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极力提倡白话文，提倡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这对古典文学的内容及其语言，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创作实践上，鲁迅等人以其创作实绩展现了文学的革命性进展。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礼教进行鞭挞，随后，鲁迅又连续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小说。他的创新，首先体现在文学题材上，他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除了描写知识者，鲁迅也描写农民，而其视角尤其独特，始终关注着二者的精神“病苦”，向国人提出前所未有的灵魂拷问。其次，在形式上，鲁迅也被茅盾称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其《呐喊》里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除小说外，诗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充满个性解放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都追求创新，给文坛带来青春气息，与古典诗歌大相径庭。可以说，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历史上的文学变革不同，它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等全方位的解放。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界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突破，无论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还是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都呈现出“全方位的跃动”。作家们或挖掘以前很少涉猎的题材，或创造性格复杂的人物，或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或运用某种罕见的艺术方法，文坛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文学领域也面临诸多变化，如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读者群空前扩大，其阅读与审美习惯也发生巨大改变。时代的发展，催生了不少新的文学形态。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创新乃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的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就需要作家继承创新传统，“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