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国际论坛之分论坛“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治理：挑战与应对”研讨会在厦门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应急治理实务工作者围绕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学科建设与发展等问题展开研讨。

　　底线思维、忧患意识与风险观念必须贯穿公共治理的全过程。厦门大学教授陈振明表示，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与执行、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已成为常规或常态化的决策和管理方式，而不仅仅是非常态时期之所需。清华大学教授薛澜从全球风险的特征切入，提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决策关键在于提高领导者的科学决策能力，同时必须加强公众的风险教育。应对灰犀牛事件的重要抓手在于风险评估，即把未来的风险转换为现实治理的对象。他认为，应提高民众的素养和能力，消除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并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审视公共治理的变革需求是与会者展开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复旦大学教授竺乾威基于对常态和非常态治理的区分，总结了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般要求，即维护社会秩序能力、合作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创造公共价值的能力。

　　围绕数字变革的深刻影响，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认为，数字化时代的公共行政面临着公私界限模糊化、组织形态去结构化、行政主体虚拟化、行政内容差异化等挑战，创新成为公共行政新发展的关键变量。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米加宁从范式意义上审视了数字革命带来的治理变迁，强调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政府形态变化，对于政府职能改变将产生深刻影响。

　　在分析总结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时，“空间”维度非常重要。清华大学教授杨雪冬表示，武汉疫情防控的经验表明，面对风险超载的难题，需要以“治理空间”替代“治理辖区”的理念。因此，善治的根本就是不断打破各类“辖区化”边界，确保人们的交往活动顺利展开、扩大以及持续，从而实现社会共同体与个人的共同发展。

　　围绕公共管理的学科建设，与会学者着重探讨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之间的互补与支撑关系。陈振明认为，公共管理与政治学都是公共治理之学。南京大学教授孔繁斌认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存在诸多交集，重视国家维度的政治学分析，有助于克服公共管理研究的碎片化。薛澜从学科体系的构成切入，提出面对历史机遇，学科目录应进行适当调整，使公共管理学科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薛澜建议，加强基础学科与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治理现实的理论和规律。以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两个基础的二级学科为依托，通过“2+X”的学科设置来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论坛由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