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超世（Charles Alexander Aylmer），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1953年10月生于伦敦，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中国学专业，1977年获学士学位。1977年至1979年，被选为首批英中交流学生留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1979年至1980年，曾任伦敦中央百科大学语言学院客座汉语讲师。1980年再入剑桥，师从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教授，主攻中国古文字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0年至1986年担任剑桥大学东方学系汉语教研室研究员及中国学导师。1986年至今担任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兼任东方学系中国学导师。

　　代表作有《中国古文字学入门》（Origins of the Chinese Script: An introduction to Sino-palaeography,1981）、《唐诗三百首电子索引》《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电子索引》《翟理斯回忆录》（Memoirs of H. A. Giles）、《威妥玛爵士与剑桥大学汉学百年》（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1888—1988））等。

　　2020年1月29日下午两点半，我在剑桥大学访学期间，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墨菲陪我去大学图书馆。在一楼办理完读者借书卡，墨菲又陪我去找中文部的艾超世主任。艾超世，这位77级的北大校友对我很是客气，落座之后，询问了我剑桥之行的科研任务，然后，坐在他那“图书围城”的办公室里，为我讲述了剑桥大学的中文馆藏、藏书轶事以及著名汉学家的故事。他情怀幽远，如行云流水般的讲述，颇有燕园论道的神采。之后，艾主任又亲自把我送到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室查阅资料。

　　常年在图书馆工作的艾超世先生，渐渐地就变成了移动的双脚图书馆。与他聊天，听他娓娓道来，你就真的明白何谓凡有所学皆成性格（You are what you read）。令我惊讶的是，提及他的北大时光，尽管时光荏苒，一晃44年已逝，但他对一塔湖图的印象依然清晰如昨，对那些老友旧事依然如数家珍。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这位自感上辈子就是中国人的艾超世，这辈子也把自己过成了中国人的样子。超世，超凡脱俗，因着爱，成了中国文化的域外守卫者和传承者，也成了中英交流的忠诚使者。

　　汉字引路 好似故乡

　　孙继成：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教育背景，又因何与汉语、与中国结缘？大学期间都有哪些汉语教授教过您？

　　艾超世：我从小就喜欢语言学习，在学校就学过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希腊语等。11岁时，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了汉字，发现汉字与众不同，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父亲是古典文学学者，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前，家里没有任何人接触过汉语。后来，我到了中国，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国家，好似自己上辈子就是个中国人，感觉自己回到了老家，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此，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似曾相识”吧。

　　后来，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选择了汉语的古文字学专业，师从崔瑞德教授。崔教授本人没有去过中国大陆，仅去过一次台湾；尽管他教授汉语，可以阅读中文书，但自己不会说中文。主攻秦汉研究的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 ）老师教我们文言文，但他自己也不太说中文。我来图书馆工作时，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教授早已退休，但我知道他曾致力于中国南方的方言研究，比如福建、台湾等地的语言及风俗研究。在早期的一代汉学家中，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都会说中国南方的很多方言。

　　大学毕业后，作为首批英中交换留学生项目中的一员，我于197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与考古。在北大就读时，我根据自己姓名Charles Aylmer的发音起了个中文名字——艾超世，希望自己能够活得超凡脱俗一点。

　　孙继成：北大留学时光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记忆？对当时的中国有何印象？

　　艾超世：我1977年到北大读书时，正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一年，地震的影响还在继续，大家当时还都住在防震棚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197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那些热闹场面。那次国庆庆典，至今令人怀念，因为那是中国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北大留学时，一般上午有课，下午和晚上就可以自由安排，我几乎天天都会去图书馆学习，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我学的是中国古文字学，对甲骨文很感兴趣，在北大识认了不少甲骨文。

　　孙继成：您在北大访学时，是否认识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1887—1987）先生？

　　艾超世：温德老师祖籍法国，长在美国，也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法国和意大利，并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1923年，经留学芝加哥大学的中国诗人闻一多的举荐来到中国，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英文、法文和西方文学，并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可谓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人。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时，温德先生转教北京大学，在朗润园生活了35年，活成了教坛的百年传奇。

　　温德老师是我在北大时最为熟悉的老师，他喜欢种花，喜爱西方古典音乐。只要下午没课或晚上得空，我都会去找温德老师聊天，当时温德老师的头脑还是清晰的。我对中国的很多知识与了解都得益于我们多次的深谈，尤其是夜谈。温德先生说过，他自己写过好多本日记，记录了自己在华的工作见闻和朋友往来。可惜的是，这些日记都未能保留下来。温德曾写信给自己的母校沃巴什学院（Wabash College），说他是当时最年长的校友，由此吸引了来自其母校的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教授来北大采访他，并打算为他写一本传记。但斯德恩教授自己不懂汉语，他搜集素材的范围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温德本人热衷于教学，自己的著述较少。

　　孙继成：斯特恩教授为温德立传的书已经出版，其中文版《温德先生》已于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艾超世：太好了，我得空找来英文版看看。杨绛曾说过，温德先生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人民。他的很多好友都是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另外，《吴宓日记》中也多次提及过温德先生。我很高兴你也知道温德先生，这是我离开北大后首次与人再谈温德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