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译心）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各个方面将产生深刻、重大影响，养老金制度将首当其冲。我国养老金体系总体看是现收现付制占主导地位，下一代人要承受很大压力，因为老龄化导致劳动就业人口越来越少，而退休人口越来越多。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劳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66.7%，到2050年快速下降到51.2%，而老年人数量将从2019年18.1%快速提高到34.6%，高于美、英等发达国家。

　　这也引起了业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老龄化是我国本世纪的“百年之虑”，而目前可以考虑通过夯实养老金制度应对这一问题。

　　郑秉文委员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养老金改革，多次发布相关文件。2019年底中央颁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在他看来，这些文件和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夯实养老金资产，即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

　　郑秉文委员认为，中央的决定非常及时。因为根据“艾伦条件”，社会平均工资与人口增长率之和（即生物收益率）大于利率时，养老金采取现收现付制更有效率，反之则应采取基金积累制。1979-2011年我国生物收益率高达14.6%，2012-2020年降至10.5%，但仍远远高于利率。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预测，从“十四五”开始，我国生物收益率将逐渐下降，2021-2035年将为5.6%，2035-2050年将为3.6%。

　　“这说明随着‘十四五’末期，我们有可能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条件将逐渐成熟。”郑秉文委员表示，资产型养老金体系在国际上不乏成功案例：例如，加拿大就曾抓住历史机遇于1997年改革，根据其精算报告，从2025年到2100年，加拿大养老金庞大资产带来的投资收益将使其收支连年盈余，到2100年基金规模竟将翻一番。再对标美国，美国是世界GDP大国，也是养老金大国，养老金资产占GDP的162%，而我国仅为11.7%。

　　为此，郑秉文委员建议，应尽快开始规划“十四五”期间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的顶层设计。

　　一是基本养老金要尽快引入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郑秉文委员表示，这个问题已提出十几年，但始终没有突破，建议将企业缴费划出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以增强缴费激励性，这是做大第一支柱的根本所在。

　　二是加快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金。郑秉文委员认为，第二支柱覆盖面和资产规模都很小，第三支柱正在试点，可以忽略。建议适时实施资本利得税，否则，水位低的90万亿元居民储蓄将难以流向水位高的、个税递延的养老金账户。

　　三是壮大全国社保基金。

　　郑秉文委员认为，建立资产型的养老金体系是应对老龄化这个“百年之虑”的“百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