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三家中央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传统媒体大众传播、新兴媒介分众传播、新兴信息传播新技术全面纳入了视野，体现出了一种全球传播生态观。回望过去的五年，中国对于新媒体环境下全球传播生态的构建可谓筚路蓝缕，全球传播生态的深度演变和巨幅变迁可谓波澜壮阔，整体呈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过去的五年，是信息传播新技术不断在全球普惠公共利益，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跻身全球传播生态格局的五年

　　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发展变迁，几乎贯穿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整个进程中。最早有意识地将信息传播视作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延伸的实践，应该是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其技术起因是海底电缆的铺设，电报开始发挥重大的传播功能。路透社于1850年创办，次年即设立海底电报线办公室，发挥着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欧洲证券交易所信息交流的功能。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和法国借由电报和海底电缆等早期传播技术始终处于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的前沿，并建构了全球传播的早期生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和电视诞生后附着于热战和冷战，新兴崛起大国美国和苏联充分运用彼时的大众传播手段，创新传播，建构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国际传播生态。

　　到21世纪初，互联网被充分运用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开始最大限度地摊平了国际传播的成本，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国际传播的空间概念和物理范围，包括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基于5G、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传播创新技术再一次地重组传播秩序，重构全球传播生态。上述历史都不断明证着法国学者贝尔纳·瓦耶纳所说的“传播是政治的延伸，是经济的副产品”这样的论断，而且借由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在创新的早期，信息传播新技术（ICTs）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还在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态上发挥了某种反向决定性力量，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带上前台。

　　过去的五年，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追逐赛跑的五年；对中国来说，是日益走近世界中心，在国际传播领域补足短板、稳步布局的五年

　　2001年“9·11”事件发生到2016年底，可以视作是美国重组国际传播机构和资源，进而重组全球传播生态的一段时间。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见证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再次角逐：（1）恢复国际传播机构——2003年布什政府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1999年关门的“美国新闻署”的国际传播功能得以机构性全面恢复；（2）发布国际传播战略——2005年和2010年先后以政府名义发布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发展规划，英国、澳大利亚也先后发布全球传播战略规划；（3）建构常态化国际传播机构——在奥巴马执政期间，2008年设立“战略传播机构间政策委员会”，统筹十多个部门在全球统一声音和步调，拓展美国利益；（4）与盟友统一行动，通过立法设立国际传播的边界——2016年10月26日，欧盟发布《反宣传法案》，时隔一个月的11月26日，美国颁布《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传播攻防体系至此基本完备。与此同时，2005年俄罗斯“今日俄罗斯”成立，开始针对全球事态发出俄罗斯的声音；2006年，法国France24电视台开播，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关涉法国利益的地方，开始用法国的声音进行国际传播。由上可见，自“冷战”结束后，大国间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博弈日盛。

　　几乎与之平行的是，2001年原中国文化部提出文化“走出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出影视剧“走出去”，2004年中国媒体“走出去”战略发布，2008年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度规划，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国际传播站点。走过了硬件建设阶段后，我国逐渐开启了机构建设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2016年12月31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成立，整合大量优质资源，符号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旗舰”浮出水面，一直到2018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航母”渐露雏形。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以及一系列关于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政策的出台，实现了全媒体时代网络平台与优质媒介资源的融合，加快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利于中国向世界发出更强劲的中国声音。综上，自2016年迄今，是中国政府在全球传播舞台上稳步布局的五年。

　　过去的五年，是自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全球传播攻防体系完成重组（2016）后在全球实战性演习的五年，同时也是中国国际传播航母和旗舰媒体建设整体开动，全面发力，在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习检验、实战升级的五年

　　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18日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2018年1月31日特朗普发表的首个国情咨文演讲来看，全面承继了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总统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机构建设和战略布局。特朗普任期内的四年，也是全球传播全面开动，在涉及中国和美国各自核心利益问题上深度交锋的几年。在美国媒体的运作下，把中美宏观经济层面的竞争态势借由传播体系下沉，与民众个体利益得失强行逻辑关联，导致皮尤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从中方来看，这个深度传播过程折射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不足和短板，进而从传播思想上开始了政府主导的国际传播与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的跨文化传播两条腿走路的重大转型，以迎战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传播为拐点，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走出被美国国际传播新体系裹挟缠绕的被动局面，以极高的战略定力和国际传播智慧有效化解了重大国际问题，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防控中实现了国际传播舆论的探底回调，以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取得的疫情防控重大成果见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版本，也以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和“碳中和、碳达峰”等国际承诺的实践推进中，策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的稳步推进，实现了自2009年以来十年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实战中的检验和升级。

　　整体来说，过去的五年，从技术角度来看，是中国受众分众化，传统媒体成功转型，进入“后传统媒体”时代的五年——“后”指的是新兴媒介登堂入室，已经在大众媒体占据主导的传播舞台上主导后半场信息传播模式和格局，也可以说是中国全面进入新媒体传播时代的五年。从政治角度来看，过去的五年，是中国政府对于传播的理解不断深入和自强的五年，既是传播硬件建设为政府政治传播赋能的五年，也是政府工作人员深入传播一线，体味和践行传播规律的五年。从国际传播来看，过去的五年，是中国政府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历经两个五年，开始进入深水区，进入第三个升级发展的五年，是从媒体到政府到民众的国际传播能力交相辉映、交替前进的五年。

　　从传播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五年，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洒扫庭除，无论是气候协定还是协助全球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都坚定自信地走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路上。不过，借用周濂先生的话“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可以有一个新的仿句：“你永远也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的人”，这提示了传播领域预设前提需要规避的可能性误区，那就是，传播的本质是借由信息的能见度增进民众了解的浓度，借由自塑与他塑的传播过程博弈增进国际形象的美誉度，借由平衡的传媒秩序增进全球传播生态空气的清晰度，借由内容多元呈现和彼此涤荡增进思维的辨识度和思考的广域度。由此来看，过去的五年，是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在国际领域波澜壮阔、有声有色实践的五年，也是给中国传播者提供巨大实践舞台和理论哲思的五年，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双重维度中，中国学界必将开启中国特色传播研究的下一个五年新征程，为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汇聚更加有力的学理逻辑与智力支持。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17JZD042）的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