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活跃在民初小说界的那些曾被称为“旧派”“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通俗文学派”的小说家，不难发现他们“不在存古而在辟新”，亦非专注于“鸳鸯蝴蝶”、游戏消闲；他们文白兼擅、著译并重，追求的是雅俗共赏。这批小说家立足我国小说固有的“兴味”传统，借鉴西方舶来的“小说”审美观念、艺术技巧，以小说的“审美性”“娱情化”为旨归，事实上是一个推动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追求艺术兴味，为读者生活增添兴味的“兴味派”。面对我国文学的古今巨变，他们曾积极探索实践，其成败得失恰可为正处于新一轮转型期的当代小说界提供有益启示。

　　重视转化传统

　　民初“兴味派”之所以被五四新文学家视为“旧派”，主要是因其重视转化传统，倡导“兴味”，大量创作传统体式的小说。新文学家普遍将西方文学奉为圭臬，希望能从模仿中蜕化出新文学。基于此，他们否定“旧思想、旧形式”，对“兴味派”使用章回、笔记、传奇、话本等传统文体创作小说极为不满。实际上，“兴味派”以“兴味”为融通古今中西的连接点，在植根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文学资源，努力转化传统中包孕着现代性因子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遗产，力图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小说。该派作品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民初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掀起小说热潮，比如以《玉梨魂》《断鸿零雁记》《恨不相逢未嫁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潮，以《广陵潮》《人间地狱》《茶寮小史》《歇浦潮》《在夹层里》为代表的社会小说潮，以《清史通俗演义》《新华春梦记》《十叶野闻》为代表的历史小说潮。

　　以言情小说潮为例，“兴味派”脉承我国古代抒情传统，在唐人爱情传奇、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花月痕》等基础上融合西方观念、技巧，甚至镶嵌一些西方作品、名物，创生出一批为读者追捧的名著。《玉梨魂》《断鸿零雁记》就在传统文学特有的哀婉凄迷情调中巧妙地融入了莎翁、拜伦诗笔的欧洲浪漫，让正徘徊于新旧中西之间的读者在寻味、解味中消解难以名状的时代苦闷。创作《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周瘦鹃既痴迷《红楼梦》等古代言情经典，也深谙西方爱情名篇。他所作的大量“哀情小说”既有中式的辞采华茂、纸短情长，又有西式的结构技巧、心理刻画，这激发了读者的浓厚兴味。即使在“五四”以后，上述名著仍拥有不少读者，有的还被改编成话剧、电影、戏曲等继续传播，对现代言情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新文学家要走以西化反传统之路，自然无视“兴味派”转化传统取得的成功。不过，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兴味派”的探索实践让中国小说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避免与阻挡了“全盘西化”。这启示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文学传统进行转化创新，才能产生真正属于本国的新文学。因此，当代小说界一定要继续打破“以西律中”的迷思，积极转化固有文学传统，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富蕴中国兴味的当代小说精品。

　　坚守艺术本位

　　“兴味派”在民初崛起得益于对小说艺术特性的强调，表面上他们重回小说兴味娱情的传统轨道，深层里是在传统基础上向现代审美兴味掘进。“兴味派”看到清末“新小说”因过分政治化而失去“小说味”，从而被读者厌弃，他们深以为弊，便以文学性、趣味性为著译宗旨，其“兴味化小说”吸引了各阶层的广大读者。“兴味派”始终追求小说的娱情化、艺术性。例如，包天笑声明《小说大观》的选稿标准是“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凡枯燥无味及冗长拖沓者皆不采”，很显然就是看作品能不能引起阅读者的美感和趣味。徐枕亚的“《玉梨魂》体”、苏曼殊的“断鸿零雁体”几乎是把小说当诗赋来写的，唯美深情、意味隽永。李涵秋的《广陵潮》、程瞻庐的《茶寮小史》则充分发挥了平话增人趣味的特长，又融入了江南文人别致的审美情趣。就短篇小说而言，无论是“笑匠”徐卓呆，还是“哭匠”周瘦鹃，都积极兼收东西方小说之长，创作了不少富有现代性的美趣佳作。可以说，中国小说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获得审美独立性，“兴味派”的观念倡导与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以经济资本为中心权力的上海“文学场”上，面对强大的市场制约，“兴味派”努力保持“艺术法则”与“市场法则”的平衡，在不断调适中适应着现代文化市场。例如叶小凤、恽铁樵既视小说为美的、永久的艺术，又注重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其富有兴味的作品不仅为他们赢得了小说名家的地位，也赢得了市场，至今仍不失其特有的艺术价值。

　　坚守艺术本位，不断调适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当代小说家应向“兴味派”学习的品质。近现代以来，小说的繁荣已离不开市场，但误读文艺与市场的关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则必然导致作品沦为市场的奴隶。进入20世纪20年代，一些“兴味派”作家就曾深陷市场泥淖而无法自拔，这应引以为戒。当今小说界唯利是图的现象已相当严重，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看待“兴味派”处理市场问题的成败得失，在发挥市场机制自由竞争、调节供需等长处的同时，避免过度市场化。

　　加强媒介建设

　　民初“兴味派”大多是活跃在上海新闻出版界的报人，他们最早主持和参与了报刊这一新兴媒介的建设。在报人尚被主流社会轻视的晚清，已有一些“兴味派”文人投身上海报界，成为报刊编创的主力军。在报业繁荣的民初，他们以之为小说的首发载体，掀起了主倡“兴味”的热潮。报刊作为大众传媒天然地要求吸引读者，主倡“兴味”就是明确宣示读者至上。为了更好地助读者“兴味”，他们着力加强媒介建设，使民初小说报刊蔚为大观、争奇斗艳。

　　包天笑从报刊的编辑宗旨到封面插图再到版式字体等，都力求完美，推出了当时影响甚大的《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星期》等一系列名刊，以之为园地培养了一大批小说名家，引领了民初小说界的“兴味化”主潮。周瘦鹃就是包氏《时报》系扶植起来的当红小说家，很快写而优则编，加入媒介建设中来，主持和编辑了《礼拜六》《申报·自由谈》《半月》《紫兰花片》《游戏世界》等赢得读者广泛赞誉的报刊。其他诸如王蕴章、恽铁樵、徐枕亚、李定夷、严独鹤等名小说家也都热心于报刊编创，他们主编的《小说月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新闻报·快活林》等都曾风靡一时。刊载于“兴味派”报刊上的小说面向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各阶层读者，书写他们的生活、情感、苦乐和梦想，进行现代生活启蒙，让他们在阅读小说中消解变幻莫测的都市生活所带来的紧张和重压。这些报人小说家还利用手中掌握的报刊与读者展开积极互动，及时掌握读者的精神需要，同时也培养和引导读者的阅读品味。“兴味派”正是通过以上种种努力，成功地推动了小说载体在某些方面的现代转型。

　　另外，“兴味派”报人小说家与时俱进，还积极与其他新媒介——广播、电影等结缘，扩大其作品的传播范围，在文艺媒介建设上一直引领潮流。当代作家恰逢新的媒介革命，“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用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转型，又约束和限定了这一转型的内涵，为汉语文学的历史演变扮演了‘消解’和‘启蒙’的双重角色”。

　　面对凭借数字媒介而起的当下文学转型，对于它的技术理性、民间立场、自由写作、自娱娱人、“词思维”方式、视觉文化特征、海量及类型化生产等，当代文学界一度出现误判和错置，或秉持一元文学观生硬拒斥，或人为制造二元对立，或勉强用已有文学标准加以例律，或完全将其视作市场化的产物。由我国数字媒介文学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动向来看，笔者认为当代作家应借鉴民初“兴味派”的求新求变意识，积极适应文学媒介的最新变化，进一步加强新媒介建设；在运用新媒介时应积极转化传统，坚守艺术本位，服务读者大众。同时一定要记取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中出现的一元文学观和过度市场化对文学健康发展带来的危害。

　　除此之外，“兴味派”开展都市文学写作，增加传统感性批评的经验也值得借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描写都市体验的小说被大量需求，而此类创作却是当代作家的弱项，应向擅长都市叙事的“兴味派”取经。在进行小说批评时，“兴味派”多使用赓续传统的评点、小说话，把自己的阅读体验活泼泼地传达给别人。当代小说批评适当引入这类感性批评话语，减少理论腔，可能会使批评更有效、更有趣。当然，对于“兴味派”的一些缺失也应避免重蹈覆辙。譬如，他们过于热衷类型化创作，形成了作品陈陈相因的模式化；过于聚焦日常生活叙事，而使作品缺乏思想高度；不够重视现代文艺理论，以致后期发展明显缺少前沿理论支持；等等。总之，当代小说界应该从民初“兴味派”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或教训，广泛学习，用心创作，努力推动当代小说完成转型、走向繁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主倡‘兴味’的民初上海小说界研究”（15BZW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