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续编》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该书精选多篇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成果，对国内艺术人类学界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国内不少研究者对于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摸索探求之中。那么，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成果对国内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国内外的研究有哪些差异？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该书编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负责人李修建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众所周知，学术翻译是一件“苦差事”，您编译这本文集的初衷是什么?

　　李修建：学术翻译确实辛苦，耗时费力。翻译不比自己写作，不能信马由缰，随意改动，首先要保证准确，要弄懂、弄通每个单词、每句话的确切含义，再依照中文习惯流畅地表述出来，必须字斟句酌，不能有半点马虎。有时，为求某个单词或某个概念的确切译法，要折腾很长时间，对译者的体力、脑力、心力和定力，都是巨大考验。学术翻译对译者的要求较高，既要语言过关，外文和中文都不错，能读懂原文，并用地道的中文表达出来，做到信、达、雅，还要精通专业，通晓相关的概念、术语、理论，知道专有名词的常用译法。一部书稿，译上几年，是常有的事情。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我还是投入了相当部分精力在翻译上面。近20年前我在人大读硕士时，就开始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一直没有间断，可以说有一定的基础。2008年，我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方李莉老师安排我与她合写《艺术人类学》一书，我负责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梳理。艺术人类学虽在国内是一个新兴领域，但西方艺术人类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文献甚夥，而国内相关译介却屈指可数。因此，在写作《艺术人类学》时，我搜集到大量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文献，感觉大有译出的必要。

　　几年前，我编译了《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收录20篇译文，大部分是我以前译出发表在《民族艺术》“海外视域”栏目的，还有几篇译文是学界前辈李心峰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译出的日本民族艺术学方面的文章。《读本》出版几年来，不时听到学界同行的赞许和鼓励，我遂再接再厉，编成《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续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20年版）。《续编》还是延续前面《读本》的思路，皆为基础性和理论性的文章，意在促进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书精选了11篇论文，请谈谈选择文章的标准和选题角度。

　　李修建：选取文章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基础性，二是前沿性，尤为偏重基础性。文章的作者，大都是西方艺术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如雷蒙德·弗思、罗伯特·莱顿、霍华德·墨菲、纳尔逊·格雷本、范丹姆、阿恩德·施耐德等。

　　11篇文章中，有7篇是基础性的内容，着眼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艺术的定义、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史、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等。有2篇属于前沿性的内容，涉及挪用、人类学与当代艺术的结合等话题。

　　基本性的文章较多，而且学术质量都很高。例如，澳大利亚学者霍华德·墨菲的《艺术人类学：定义、概念与方法》。墨菲是西方艺术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这篇文章收入蒂姆·英戈尔德主编的《人类学百科全书》（1994）。墨菲在文中对艺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概要性的论述，涉及艺术的定义，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史和方法史，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维度，诸如形式与功能，艺术作为表征系统，风格问题以及审美问题等。墨菲在文中提出的跨文化的艺术观（具有语义的和/或审美的属性，以表现或再现为目的）贯穿于他的相关论著之中。这篇文章能帮助读者了解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状况。

　　此外，范丹姆的文章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对欧洲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和关注点，世界艺术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人类学界对当代艺术的研究，中西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颇有助益。

　　中国社会科学网：书中提到了民族学艺术、民俗艺术等概念，它们与艺术人类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李修建：在早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皆毫无疑义地将其研究对象称为“原始艺术”，如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就著有《原始艺术》（1927）一书。不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深入人心，研究者越来越对“原始艺术”背后所隐含的进化论和西方殖民主义色彩表示不满，纷纷提出一些替代性概念，意欲取而代之。如部落艺术（tribal art）、非西方艺术（non-Western art）、异域艺术（exotic art）、前哥伦布艺术（pre-Columbus art）、民间艺术（folk art）、土著艺术（native art/ aboriginal art）、 民族艺术（ethnic art/ethnoart）、无文字社会艺术（art in nonliterate societies）、非欧洲艺术（non-European art）、第四世界艺术（arts of the Fourth World）、小型社会的艺术（art in small-scale soceities）等。

　　“民族学艺术”（Ethnological Art）是哈塞尔伯格在文中特意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非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等民族的部落艺术和旅游艺术，这些民族是民族学的（即英美传统所说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她指出其他称谓都有其问题，因此特意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学者赞同她的意见，文章后附25位学者的评议中，绝大多数都表示反对。至于其他概念，如格雷本提出的“第四世界的艺术”，莱顿等人使用的“小型社会中的艺术”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都无法取“原始艺术”而代之。在这些争议的背后，体现出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立场、价值观念、研究领域等的历史变迁以及不同侧重。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一门外来的学科，目前国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与西方的研究有哪些差异？

　　李修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如果追溯其学术史，西方艺术人类学是与人类学的历史同步的，发端于19世纪末。国内的艺术人类学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引入的，而真正兴起的时间大概在2007年以后。相比国外的研究，国内的艺术人类学有较大差异。

　　第一，就人数而言，国内艺术人类学参与者较多，而艺术人类学在国外却相对边缘，研究人员数量有限。人类学在西方是一个基础学科，研究人数众多，但专门以艺术为对象的人类学家却不多见。

　　第二，从学术背景来说，国内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较为多元，如艺术学、美学、人类学、文艺学、民俗学等，都有参与；各艺术门类的研究者占据多数，如美术学、音乐学、设计学等，但人类学家参与的并不多。相较而言，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者以人类学家居多，亦有艺术史家参与。

　　第三，就研究对象来看，国内艺术人类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要对象，尤其是各类传统手工艺的研究较多。此外，都市艺术区、当代艺术也成为国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当代西方艺术人类学亦是如此，甚至显得更为突出。如本书的作者之一施耐德，就致力于沟通人类学与当代艺术的研究。传统的艺术人类学以无文字小型社会的艺术为研究对象。

　　尽管存在不少差异，国内外的学术圈之间却有着很好的互动。有些国外学者亦关注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界的研究，如2019年剑桥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莱顿与罗易扉主编的《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一书，收录了方李莉、何明与洪颖、杨民康、色音、项阳、洛秦、王杰、周星、王建民等10位中国学者的9篇文章，将中国学者的研究介绍到了海外。这种互动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特点，对于艺术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尤其如此，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可以有效促进这一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对艺术人类学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有什么建议或构想？

　　李修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内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还显得相当稚嫩，学科建设亟待加强。

　　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外艺术人类学经典论著的翻译。艺术人类学来自西方，我们需要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状况有充分了解，以取长补短。目前有一些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如洛秦等人对音乐人类学的译介，王建民对艺术人类学的翻译，我本人也做了一些工作，目前正在主编“艺术人类学经典译丛”。但整体而言，我们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译介还很不足，大量理论性论著没有译介过来，优秀的田野成果介绍过来的更少。因此，今后还需要加强译介工作。

　　二是通过扎实深入的田野工作，出版更多具有典范意义的艺术民族志著述。目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其中很多既缺乏基本的田野调查经验，又对人类学的历史和理论一知半解，基础薄弱，功夫不够，做出来的成果必然难尽如人意。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写出了相对成熟的田野调查著作，但整体来说还是远远不够。有鉴于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首先掌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学习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和理论思考，写出令人满意的民族志作品。

　　三是积极参与艺术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艺术人类学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在当下的学科体系中，还没有一席之地，大多是因人而设，或在艺术学，或在民族学，或在人类学，或在文艺学，或在美学。这种局面或许保持了艺术人类学的开放和活力，使其具有所谓“新文科”的特点，但从长远来看，要想维持艺术人类学的持久发展，应该让其积极参与并融入艺术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学科建设之中，以其学科优势，弥补艺术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不足，以期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胡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