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娓 高莹 通讯员 荼荼）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对话融合，促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办的“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讨论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凌家滩遗址、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和芦山峁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进行了报告和交流，并进一步对文明起源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主持会议。

　　安徽大学教授吴卫红以“玉与聚落——凌家滩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为题，展示了含山凌家滩遗址的考古主要发现与认识。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磨制与切割技术、阴刻线琢磨工艺等方面十分突出，说明当时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已经出现。吴卫红表示，凌家滩遗址的兴衰与皖江的环境和聚落变迁密切相关，凌家滩遗址作为该范围内唯一超大型聚落，是晚期周边小聚落聚变的结果，其机制动因或与玉石手工业的需求、环境有关，如果这种集中是“古国”出现的一种表现，那它的有效控制范围约在几百平方千米。凌家滩遗址内壕沟与主要生活区范围的高度吻合、主要生活区与大型墓地的分离、凌家滩的兴起与周边聚落的衰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无论该区域内是否存在单一中心还是三个小中心，这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回顾了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以及遗址公园的建设与展示情况。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良渚遗址区内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良渚古城等遗址相继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玉器、陶器、漆器等精美文物，共同勾勒出了良渚文化鼎盛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形态。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其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该系统的发现也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孟华平从遗址概况、考古发现以及基本认识三方面出发，简述了石家河遗址的考古研究情况。石家河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文化面貌高度相似的文化统一体，存在十余座规模不等的城址所构成的网络体系，出现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此发现了蕴含丰富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祭祀场所、孔雀石、刻划符号等遗存。孟华平指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的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瓮棺葬俗、大量涌现的源自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及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等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受到黄河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中断，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体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虽然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但是石家河遗址仍然可作为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以“尧舜‘中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的考古侦探”为题简述了陶寺城址的考古收获。他表示，宫城城墙以及城门址的发现，证明了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源头或最初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陶寺中期城址内的功能区划大致包括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大型仓储区、郊天祭日的祭祀区和祭地的祭祀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通过分析，他认为该时期城址功能区规划以天地等自然事物“八卦”方位宇宙观为指导。他指出，经过多年发掘，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陶寺文化中的政治制度、统治模式、执政理念等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邵晶介绍了芦山峁遗址和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芦山峁遗址是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遗址内大部分山坡阳面分布着居址区，大型房址位于靠近山顶位置，小型房址成排分布在山坡中部。结合周边遗址概况分析，他认为芦山峁、石峁与陶寺是互有异同的亲缘文化，三者在仰韶时期即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区。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石峁遗址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南护墙出土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对后来玉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造成影响。

　　与会学者围绕上述考古发现，从居民人口、国家定义、文明与国家起源、文献解读、考古学资料与历史资料的共享与优势互补、考古学理论探索等方面进行了热烈探讨。

　　王巍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此次会议促进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交流互动、相互切磋，为我们开拓了新的思路。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是重大课题，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尤其要重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中国区域辽阔，环境、文化多样，各地文明化进程、模式各有特色，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可以而且应当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贡献。我们要从实际材料出发，厘清中国各个区域的文明起源、互动交流以及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同时也要注重中华文化文明化进程在世界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最终概括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兼顾世界其他区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余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4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主持会议。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发言。本网记者 张哲/摄

安徽大学教授吴卫红作学术报告。本网记者 张哲/摄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作学术报告。本网记者 张哲/摄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孟华平作学术报告。本网记者 张哲/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作学术报告。本网记者 张哲/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邵晶作报告。本网记者 张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