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落实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任务，改变了传统民法存在的“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这既是民法典回应时代需求的集中体现，也从根本上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法典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和最大亮点，也为世界各国有效应对人格权保护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人格权编共6章、51条，分别规定了“一般规定”“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其中，“一般规定”是总则性规定，其他各章与民法典总则编关于具体人格权益的规定（第110、111条）相呼应，扩展和完善了具体人格权相关规定。

　　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重要原因在于，通过在民法典中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对各项具体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予以确认，明确其内容，规范其行使，并对其提供科学合理的保护，进而与侵权责任编协力，同时实现对人格权的确权与保护的双重功能。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从表面上看似乎仅具有形式意义，但实质上，独立成编使得人格权法自成体系，成为与物权法、合同法等并列的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落实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任务，形成了体系上的逻辑自洽。

　　在比较法上，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民法都只是将人格权视为消极防御性的权利，即认为人格权仅具有消极防御的效力，而不具有积极行使和利用的功能，仅仅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能行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的发展，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个人信息等精神性人格权益的利用方式越来越多样，也越来越具有经济价值。有学者认为，人格权法之所以需要与侵权法分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格利益的利用日益重要，而侵权法对此无法规范。例如，现代社会是一个处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社会，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整合碎片化的个人信息，实现对海量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从而发挥其经济效用，这也使得个人信息所包含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如果人格权立法中取消了人格利益的许可利用规则，那么对个人信息等人格利益的利用就缺乏法律依据，数据产业如何能够发展？相反，允许人格权的许可利用，有利于协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由于个人信息等人格利益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所以法律有必要鼓励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以促进数据产业的发展。我国民法典关于人格权许可利用的规定适应了人格权行使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协调了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关系，有利于促进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整体战略的推进。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要求公开透明，而对个人的隐私则越来越要求强化保护。美国学者福禄姆金（Froomkin）曾经总结了许多高科技的发明，如红外线扫描、远距离拍照、卫星定位、无人机拍摄、生物辨识技术、语音识别等。他认为，高科技爆炸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即对个人的隐私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已经使得个人无处藏身。他认为，现代法律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信息分析与利用的方式日益多样化，借助于数据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每个人的过去，也能知道每个人的现在情况，甚至能够预测其未来。人格权编的另外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强化了对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这也是民法典顺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彰显民法典时代性的重要体现。

　　（王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