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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兴起的社会经济根源
2020年08月05日 08: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郇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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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民粹主义政治是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无法克服的顽瘴痼疾,它像幽灵一样隐藏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深处,是我们观察和反思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弊端的一面镜子。那么,民粹主义政治缘何兴起?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以归结为西方国家面临的深层次社会经济困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困境逐渐深化,社会财富逐渐向社会上层精英转移,中产阶级的社会期望日益受挫,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准继续恶化,这就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与日俱增,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与撕裂。在这些社会经济困境面前,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不仅表现出无能为力的疲态感,而且由于其亲资本的本质特性而逐渐向保守主义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在失望中积累愤怒的人民通过诉诸抽象的人民主权原则,以反精英、反建制、反秩序的方式来反抗自由民主体制,使得西方社会陷入混沌、失序和不确定性之中。

  新自由主义加剧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助推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统计数据,从1980年到2016年,虽然全球各地区之间贫富分化情况有所差异,但几乎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持续恶化的阶段。1980年以来,世界收入前1%的成人收入增长总额是后50%增长总额的两倍。2016年,全球收入前1%的成人收入份额为22%,而后50%的成人收入份额仅为10%。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极为显著,而这些地区很长时间以来声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可以提高民众福祉水平,抑制住非民主国家无法克服的贫富恶性分化现象。这种观点正不攻自破。以美国为例,1980年美国收入后50%的成人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超过20%,收入前1%的成人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则为10%左右。到了2016年,前者下跌至12%左右,后者则蹿升至20%多。据经济政策机构(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研究,1978年美国大公司执行总裁的薪资及红利是一般员工的26.5倍,2011年高达206倍。1978年至2011年,美国执行总裁的薪资及福利增幅是725%,普通员工的同期增幅仅为5.7%。在国民经济的“蛋糕”再分配中,经济地位占优势的少数群体相对于数量占优势的多数群体而言具有更强的政策影响力,经济不平等呈现出制度性的升级趋势。

  显然,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恰好是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为了摆脱滞胀困境,开始向新自由主义寻求解决方案,国家意识形态转向放任资本增殖,压制劳工力量和政府管制,渲染福利国家危机,否定经济民主的正当性。以撒切尔夫人改革和里根改革为标志,西方国家的再分配政策逐渐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强调市场初次分配的比重而降低公共政策再分配程度,缩减福利国家规模,控制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全面私有化以及金融去管制化的政策得到广泛推行,这导致许多高收入国家国民财富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在私人资本财富疯狂增长的同时,政府公共财富却在衰竭,有的国家政府公共财富的增长甚至为负数。政府公共财富过于贫瘠,大大降低了政府调节社会阶层收入分配的能力,使得政府缺乏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补偿机制和政策渠道。

  经济不平等催生民粹主义思潮

  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影响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新自由主义“劫贫济富”式的税收政策降低了资本的公共财政负担,提高了工资的公共财政压力。2017年,特朗普推出税收改革方案,将7个等级的税制(10%—39.6%)调整为10%、25%、35%三个等级,最高边际税率从39.6%下降为35%。批评意见认为,特朗普的减税方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下降和社会福利的削减,减税的好处主要被高收入群体享有,无疑会使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雪上加霜。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长期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中产阶级的萎缩。据斯坦福大学的调研,美国中产阶级在2008年金融危机里损失惨重,约占总财产的四分之一。而国家动用政府力量和财政手段来平抑危机,使得中产阶级而不是华尔街高管们成为金融危机的埋单者。

  这种充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经济不平等,使得中产阶级的愤怒不断积聚。近年来,中产阶级不断发起新社会运动,宣泄对于自由民主体制的不满。从“茶党运动”到“占领华尔街”,中产阶级打出了“交给人民决定”等口号,控诉“1%人的民主”“一美元一票”“金主政治”的虚伪性。这些抗议表明,资本主义民主正在向民粹主义演化。当自由民主体制无法克服其自身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困境时,心灰意冷的选民就会运用民粹主义来反制已经固化的自由民主体制,以此反击精英群体的制度性压迫。

  民粹主义揭秘资本主导的民主制

  民粹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自由民主制既无意愿又无能力呼应人民需求的窘境。从根源上看,自由民主制之所以发生病变,原因就在于资本主导的本性。在资本主导的逻辑下,自由民主制为了维护资本精英的利益而将社会陷入贫富分化的境地,处在被剥夺地位的中下层群体只能通过民粹主义的抗争策略来限制自由民主制。可见,民粹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政治领域的投射。

  资本主义政治病变的发展期正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盛行、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时期。这并非一种巧合,两种现象之间具有实质性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深刻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利益为构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围绕资本逻辑展开,形成了一整套以维护和发展资本为主旨的政治制度。在一个被1%的人群“所有、所治、所享”的社会中,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必然沦为少数富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资本所有者,而非大多数普通民众。在这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中,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剥削,反而会以牺牲普通公民的利益使得富人更加富有。也就是说,这种明显偏袒资本所有者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掏空了自由民主体制的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下,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开刀,拒绝承认国家向社会公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并进一步摆脱政治家和公共部门的责任。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资本盈利并逃避社会责任提供了支持。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成员的财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一种被制度创制出来的阶级矛盾不断生发。资本主义政治成为利益集团的舞台,利益集团凭借强大的经济能力影响决策,甚至取代民选政府成为政治的主导者。长此以往,民众也丧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信任与信心。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民粹主义成为社会公众反抗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但有效的手段。而在国际领域,资本囿于增长难题,往往将问题指向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者,进而举起贸易壁垒主义、国家主义大旗,反全球化思潮也由此兴盛。这些问题的所有结果,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总体危机。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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