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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易》学对宋学的开拓
2020年07月07日 08: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汉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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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北宋初期儒家学者群星灿烂,但是只有范仲淹才称得上宋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钱穆先生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范仲淹作为宋学开创者和奠基人,与此二者均有密切联系。

  对王弼以老庄解易的纠偏

  要对范仲淹易学有深入理解和客观评价,必须纳入到从玄学到理学的易理演进脉络之中,关注从晋易到宋易的重要转型。玄学家以老庄之道解《周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经部·易类》)范仲淹是通过《易义》而成为“阐明儒理”的宋学开创者,这既体现在他对王弼以老庄解易的纠偏,更体现在对宋易代表胡瑗、程颐的导范作用。

  宋儒强调重建儒学,首先希望恢复先秦儒家的原典精神。所以,我们需要首先考察范仲淹对王弼以老庄解易的一系列纠偏。

  其一,在形而上之道方面回归儒家原典。王弼受老庄影响,故而对《周易·恒》卦作出道家式理解,他诠释恒之常道时说:“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周易注·下经·恒》)王弼关于“静者,可久之道”的本体诠释,就显然是一种道家式的形而上学。范仲淹同样诠释《恒》卦的本体论意义,但这个恒常之道却是天地伦常法则。他特别强调,《周易》的恒常之道也就是儒家圣人之道,即“‘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尧舜为仁,终身而已矣,知其常也哉!”(《易义·恒》)范仲淹表达了宋学力图以儒家天道观解决道德形上学的问题。他写了一些有关易理的赋,特别赞赏儒家圣人之道的刚健、神化特质,并将其提升为一种宇宙精神。范仲淹在《穷神知化赋》中写道:“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范文正公别集》卷二)他将宇宙天地、社会人生均看作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圣人之道其实就是一个“穷神知化”并能够参与到宇宙的神化过程。他推崇这种刚健、神化与开拓精神的天地之道,并且将其与治国安邦的形而下之功用联系起来。他在《上执政书》中说:“惟圣人设卦现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这种易理将体与用、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开创了宋学精神的义理易学。

  其二,在社会政治观念方面。王弼阐发易理的社会政治观念往往是儒、道杂糅,如王弼诠释《损》卦有所谓“损之为道,损下益上,损刚益柔,以应其时者也”。(《周易注·下经·损》)他还以“贵柔”而论损益之道:“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河居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周易注·下经·损》)而范仲淹在解释《损》卦卦义时,则完全以“民为邦事,本固邦宁”的儒家民本价值理念来解释。他在诠释《益》的卦义时,针锋相对地提出“损上益下”的政治价值观:“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矣。”(《易义·益》)他坚持以儒家民本思想诠释损、益之间的辩证转化关系。

  其三,从人生哲学来考察,王弼解释《震》卦特别强调顺应时势而追求一种“适时之变”的人生态度,另外他解释《困》卦也是道家式的,具有鲜明的“柔弱胜刚强”的道家人生哲学。而范仲淹解释《震》卦卦义时说:“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惧之时也。”(《易义·震》)他倡导的“心身戒惧”“思虑必慎”的身心修养,就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能动性。范仲淹还将外困之道诠释为一种积极能动的人生态度,他强调君子应该“能困穷而乐道哉!”(《易义·困》)可见,范仲淹在努力张扬“孔颜乐处”的宋学精神。

  阐明儒理

  范仲淹在宋初时学术地位很高,特别是他“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宋史·范仲淹传》)。在宋学史上,讲义理易学开端均要讲到胡瑗与程颐。范仲淹在宋学史上的开创、奠基的地位,还体现在对胡瑗、程颐的影响。

  其一,范仲淹确立了宋代易学“阐明儒理”的思想传统,进一步将儒家人伦之理与天地之理结合。宋儒“阐明儒理”的诠释始于范仲淹,成于胡瑗、程颐。譬如,范仲淹的《易义》对《恒》卦卦义的诠释说:“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处上臣处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内,义之常矣。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易义·恒》)这一将君臣夫妇的社会伦常与天地自然的宇宙法则统一起来,正是宋学所要完成的文化使命。而胡瑗、程颐继续通过易理来论证这一社会伦常与宇宙自然合一的道或理,并且作出更具哲学意义的建构。胡瑗在诠释《恒》卦时也说:“夫尊卑、贵贱、内外、上下,不失其本分,则可以为常久之道。”这个人文之道与天地之道均有永恒性,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周易口义》卷六,《恒》)这种易理观与范仲淹一脉相承。程颐注释《恒》时,仍是顺着这一理路,他说:“圣人以长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长久之理。”(《周易程氏传》卷三,《恒》)

  其二,范仲淹易学在“阐明儒理”方面,进一步强化儒家政治伦理与易理的紧密结合。范仲淹的义理易学,在君德、君位的问题上,不仅仅是强调君德决定君位,更重要的是将此君德以仁道、至诚的儒家伦理与尧舜禹的儒家圣人统一起来。范仲淹说:“成德于其内,成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易义·乾》)他在《四德说》中进一步阐述“乾”所代表的君之德:“惟圣人体乾而行,后之希圣者,亦鲜克备矣。尧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汤武应天顺人,开国除乱,履其亨而阐其利者也。”(《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四德说》)他以圣君之诚德、仁道来诠释“乾”之德义。继范仲淹之后,胡瑗进一步阐发这个以儒家价值体系的君德,他特别批评“后世之人多以潜隐为德”(《周易口义》卷一)的道家式的君德,并完全以儒家诚明之德、圣人中庸之道来解君德,“以人事言之,则是圣贤君子有中庸之德,发见于世之时也”。“圣人积中正诚明之德,德既广,业即成,即人君之位。”程颐在解《乾》卦“九二”爻时也这样解君德:“以龙德而处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为得正中之义。庸信庸谨,造次必于是也。既处无过之地,则唯在闲邪。邪既闲,则诚存矣。”(《周易程氏传》卷一,《经上·乾》)

  其三,在人生价值观上,范仲淹进一步强化在名教中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困》卦是“泽无水”之象,君子如何处困就涉及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问题。范仲淹反对玄学道家式的“履谦”态度,而主张“困于险而又不改其说,其惟君子乎,能因穷而乐道哉!”(《易义·困》)范仲淹的安身立命之道影响了胡瑗、程颐,胡瑗、程颐的处困之道与范仲淹完全一致。胡瑗说:“惟君子处于穷困,则能以圣贤之道自为之乐,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为法则,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获吉而无咎矣。”(《周易口义》卷八,《困》)而程颐的处困之道也是如此,“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经下·困》)“君子当困穷之时……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经下·困》)可见,范仲淹及胡瑗、程颐在诠释《困》卦的卦义时,均强调两点:其一,任何穷塞祸患的困境均不可动摇君子坚守道义的决心;其二,必须要在“君子困穷”的困境中以道自乐。这两点体现了宋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这既不同于魏晋名士以退让为特点的道家式处困之道,也不同于东汉名士“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处困之道。可见,范仲淹对《困》卦卦义的阐发,已经深入宋学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即如何能够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而“名教可乐”恰恰正是宋学的思想开端。

  由上可见,范仲淹关于易义的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宋代义理易学的几位大家,体现了范仲淹在宋学易学的开创和奠基地位。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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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汉民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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