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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创新文化 推动原始创新
2020年04月01日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俞鼎 字号

内容摘要:原始创新是人类社会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关注原始创新就是拾取人类文明得以进步的独特优势。理性作为探索自然与现实秩序的指导法则,对其进行辩护与批判,构成了人类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而以科学形态出现的认知与实践模式,提升了这种效率,扩大了技术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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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创新是人类社会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关注原始创新就是拾取人类文明得以进步的独特优势。理性作为探索自然与现实秩序的指导法则,对其进行辩护与批判,构成了人类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而以科学形态出现的认知与实践模式,提升了这种效率,扩大了技术的想象空间。

  早期的思辨活动以自发的人类本能所驱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本性,好奇心无疑是拷问原始创新内生动力的终极答案。深刻的认知好奇心对知识本身的持久需求与得不到满足的心理快慰,是现代性的必要条件。

  基于好奇心,科学文化的自主性得以规范化,进而制度化,作为揭示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客观事实的一种特权方式而存在。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一直是科学传统的内在核心。这一传统肇端于近代早期培根的《新大西岛》,延续到笛卡尔和孔多塞,近期的例子则是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完成了基于自由的默顿科学论的制度化,对当代科学发展在“无尽的前沿”上仍予以期望。

  从培根开始的科学社会契约,形成了“好奇心→发现或发明→试验与应用”这样一条范式分立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这种自主性在20世纪遭遇了经济危机与伦理挑战。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社会需求已经等不起好奇心驱动可能产生的漫长研发周期。科学自身也需要参与社会资源的争夺,为缩短科学向社会生产力与市场的转化周期,熊彼特意义上的技术驱动经济的创新机制,将重心转向了培根契约的后半段“发现或发明→试验与应用”。不过,熊彼特的经济创新逻辑并没有终结科学文化中的自主性,在技术应用与经济转型之间仍然是范式分立的,甚至到产业化科学阶段,这种自主性本身不过是被纳入了创新变量中,这才开始有了创新文化问题。

  不过,好奇心动力的衰减,通常是针对基础研究(特别是原始创新)作出的“休克治疗”。科学与创新意识诞生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土壤,西方近代文明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到了19世纪后期,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逐渐衰弱,对当下造成的最显著危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理论储备面临枯竭。我们曾为之赞叹的科技成就,其原创性概念多不是发端于当代。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受制于外部秩序的干预,在贝尔纳主义与市场经济间来回游走,很少去探寻基于纯粹认知本性的原始创新该如何复兴。从熊彼特强调的末端创新回到原始创新,是未来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欧美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自身传统优势的重要性,重新进入到原始创新的积累阶段。例如,欧盟在2018年出台的“地平线欧洲”计划,旨在激发自下而上的原创性意识。

  从我国科技部在2019年4月发布的《我国R&D经费投入特征分析》来看,2017年全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为975.8亿元,只占到R&D经费比重的5.5%;理应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企业,全年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仅占0.2%,而用于试验发展(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不参与知识创造过程)的经费比重则高达96.6%。为节省研发周期与资源,采取直接引入技术及生产线的“短平快”做法,虽然能够很快获得一些效益,但没有去重塑适应本土的创新文化,也就忽略了培育原始创新的意识。建设创新型国家与践行创新驱动战略,不能舍弃原始创新所依赖的好奇心认知。对此,从源头上,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可以推行好奇心的美德教育。需要强调的是,求知欲驱动的好奇心不仅是一种内在的、基因驱动的生物特征,更是一种文化特性。人人都有求知的本能,揭示真理是一项公民义务,而抛开私心杂念的思辨是一种德行。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基础教育在宣扬科学的重要性时,较少涉及如何激发青少年求知的热情。教科书应更多去启发学生的怀疑精神,从“为什么”的因果解释转向“是什么”的本体论思维,是现代人类完善主体性的基本法则。

  其次,可以将民生问题作为培植好奇心的突破口。可以看出,经济问题是创新链条上的末端而非根源。利润增长点具有时效性,只能竭泽而渔,而民生问题则真正契合民众的认知出发点。因此,新时代的创新观念应该以教育、就业、健康、安全、脱贫等民生问题为导向,从用于社会治理的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寻找症结,再回溯到发现和好奇心,即“颠倒”西方创新的认知逻辑,将好奇心作为现实问题的末端,嵌入公众的切身利益中。

  最后,科研制度安排应围绕自主性展开。科学文化是创新文化的内核,但我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往往缺乏基于好奇心认知的自由意识,这也是我国创新文化建设始终不完善的重要原因。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不可预测性等常规特征愈发表明,“未知的无知”是探索的起点。因此,科学技术创新必然包含着失败的风险与不可控的试验周期。这要求建构“包容审慎”的科技政策与社会监督环境,着眼于未来而不是当下,给予科研工作者较为宽松的思考时间,以及一定的自主选题和调配经费的自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文化研究”(18VSJ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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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俞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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