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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哲学的研究进路
2019年11月15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屠凯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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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称中国传统法哲学,是创造性转化古典法思想得到的系统表述。中国传统法哲学研究,即通过创造性转化古典法思想得到系统表述的学术工作。这一工作不同于一般所谓法律思想史、历史社会学、新经学等,具有独特的关切和方法。

  对古典法思想的研究,自应以法律思想史学科居首。但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主流范式有两大特征,限缩了它的研究对象,也影响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第一,梁启超、杨鸿烈等开山祖师去古未远,他们理解的“法”主要指《康熙字典》所谓刑、律。所以在他们那里,古典“法”思想往往等同于富有刑名律例工作经验者的技艺总结和理论升华。适合他们口味的人物可能是先秦法家,以至于晚清的幕友和法律改革者。但这些人物毕竟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只能算作枝叶。所以即便对于“中国思想史”学科来说,主流范式的法律思想史也一直是比较边缘的研究领域。第二,他们秉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偏好将古典法思想放回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学术环境以求甚解。所得的阐释虽然深植根脉于本土之中,但其话语形态和当代实定法及其实践几乎是无关的。因而,对于现代中国法学,法律思想史研究能提供的更像是博物馆所陈列的珍品。这些成果固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民族情感的需要,但在西方交流品面前,未必没有黯然失色之虞。

  近年来,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法律文化转向,对上述问题有比较好的纠正。法律文化研究者接受了现代汉语、法学中的“法”观念,像严复一样认识到,现代汉语中“法”字的外延囊括理礼法制等古代对应物,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范围。习惯法、民族法意识、大众法律观念、普及化的法律知识、法律运行中的价值因素等相继进入我们的视野。由于这些内容具有很大的历史延续性,法律文化研究和当代法律实践也就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法哲学研究受惠于以上两种研究的学术贡献,但仍有不同的关切。相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主流范式而言,中国传统法哲学研究更重视儒家,特别是理学。因为儒家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纲,纲举目张;而理学的“哲学”特征更为突出,便于创造性转化。而且与历史学相比,哲学研究希望探讨那些相对超脱社会、文化语境的基本问题,也相信过去的哲人对之曾有深入的思考。古人给出的答案,对于今人处理这些问题,仍然具有启发。因此,如果能够将先哲就与“法”有关基本问题的看法整理出来,那么中国传统法哲学与现代中国法学的联系将较之法律思想史紧密得多,不必过于顾虑中国实定法体系本身的古今变化。

  而相对于法律文化研究而言,中国传统法哲学研究更重视个体而非群体。这种个体主义的视角,和多元主义、普遍主义的价值追求有关。这也就涉及中国传统法哲学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的不同。

  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曾经对于中国法学界很有影响。它最大的特征是,通过理想类型的建构和套用,将包括古典法思想在内的中国学术、文化、历史传统整体地归于一个类型。而且,韦伯主义的理想类型往往不仅具有空间意义还具有时间意义,暗含现代性的评价标准。无论中国法是卡迪司法还是实体理性法,相对于现代西方的形式理性法都是“低级”的,需要彻底改造才能转向更为“理想”的形态。应当说,历史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及其现代化进程颇有帮助,其理论产品也有助于我们在法律改革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争取鱼和熊掌兼得。但是,作为一个浩瀚博大的文明,中国的学术、文化、历史传统内部有着和所谓“西方”同样复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在中国传统法哲学研究中,我们常常发现,同一个核心范畴,不同学者的理解和使用会完全不同。这种现象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当然同样存在。于是,对于一些基本问题,中国先哲早有言人人殊的解答。而正是这种丰富性保证了中国传统同样是普遍主义的,毕竟,应对问题无穷可能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答案的无穷可能。与此相对,那种以为现代西方(英格兰/北美)发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而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或者排除对应物的做法,则未免有些狭隘而太费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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