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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古代法的法理
2019年11月15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振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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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领域的高次元传统本身也不是等待去发现的客观实在,而应该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反思出来的。这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灵,深入研究中西经典,并结合当下的问题意识,在各种思想观念的比较与互通中,实现中国古代法的创造性转化。

 

  在学术层面,林毓生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激进的反传统思想是不可取的,不应把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与政治视为一个整合的有机体而进行全盘性否定。创造新的东西不需要、也不能彻底摧毁旧事物,在知识论上,我们正是依赖于既有的思想来比照、反思外来的思想。第二,在论述稳定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时,林毓生专门引证怀海德(A. N. Whitehead)的话来说明其上述看法,即他特别强调其中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对于创新的“滋养”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滋养,创新就不能开花结果,而只能导向没有结果的混乱。这一辩证关系意味着传统和创新并不对立。第三,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是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这需要一个背景,即与外来的比较。林毓生认为,传统架构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每一思想与价值都同时失去了意义,其中的一些思想与价值的游离分子可能与西方传入的思想与价值产生新的整合的可能。第四,同时,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前提在于传统是丰富而有机的。林毓生特别强调了一个有生机的传统的重要性,这是怀海德、波兰尼等诸多思想家已经揭示的社会进步的前提,而反传统的激烈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传统的僵化性。第五,在创造性转化的具体途径上,林毓生提出必须从阅读教科书的方式中解放出来,要阅读中西经典;尤其是要以自己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开放的心灵具体而系统地了解西方。

  于是,林毓生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总之,有生机的传统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建立现代社会与维持文化认同是完全可以同时存在的。具体到中国法律传统,林毓生的上述框架性论述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法体系与古代法具有明显的断裂,“传统”和“创新”似乎是对立的。

  中国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首先取决于法律传统本身是一个有生机的系统,具有转变的潜能,而“潜能”的判断也需要依据我们当下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意识有可能是与外来文化比较之后产生的,但并不是简单照搬。许多人也许认为,经过清末变法修律之后,中国传统法制已经被抛弃了,通过法律移植,我们实际上再造了一个法体系,中国法制传统已无转变的潜能。再造的法体系基本是无根的浮萍,于是又有许多学者反思中国法律的移植特性,并提出要注重发掘本土资源,或从法律信仰的角度提出建构中国法体系的价值基础。

  其实,是否有转变的潜能,这需要我们区分传统本身,即把法律传统区分为低次元的和高次元的法律传统。“低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是关于如何理解传统的一个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区分,来自日本哲学家務臺理作。徐复观也认为,低次元的传统表现为类似风俗习惯这样的具体事象,是静态且缺乏自觉的;而高次元的传统是隐藏在低次元传统之后的原始精神和原始目的,是由某一民族的思想家、艺术家等创造出来的。高次元的传统是一种超越具体事象的精神存在,需要自觉的反省才能发现,并可以对于低次元的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关于这一高次元传统的特征,徐复观总结道:“高次元传统的本身,便含有超传统性的意义。更具体的说,它含有下面几个特征:第一,它是理想性的。这正如基督教的仪式是低次元的,但它的博爱却是高次元的,是理想性的。第二,因为它必须经过人的自省自觉而始能发现,所以一经发现,它对低次元的传统,也一定是批判的。因为是批判的,所以第三,它是动态的。因为是动态的,所以第四,它是在不断形成之中,是继承过去而又同时超越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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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振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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