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全球政治伦理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为核心内涵，对全球交往主体进行价值引导、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的综合机制。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导与塑造世界历史的产物，全球政治伦理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资本增殖逻辑的严重束缚，造成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维度中的地位不平等并引发了种种问题。

　　西方国家曾主导全球政治伦理塑造

　　民族与国家是人类政治伦理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和参与者。在前现代社会，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内生、多元的民族或区域性政治伦理。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西方政治伦理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全球政治伦理，获得全球性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对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物质财富掠夺与政治上层建筑及文化形态破坏基础上的。这种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不平等与不公正的历史实践，是西方国家在全球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先发和优势地位的客观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地区的巩固，西方社会更加积极地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对外扩张，但已不再简单地直接以经济或政治控制为目标进行物质财富掠夺，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资本持续增殖的维护。围绕资本主义的内在目标，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在理念化、制度化、组织化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逐渐建构起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构建过程中，不同于以往民族或区域性政治伦理依赖军事、政治等强制手段对外扩张和寻求“他者”认同的路径，西方政治伦理在不断演化中逐渐开创性地依靠超政治手段——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将非西方社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通过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性而维系自身的全球属性。从处理区域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到关涉全球事务的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建立在经济交往关系基础之上的全球政治秩序，其主导权始终为西方国家所掌握。

　　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中非西方社会的客体化

　　非西方社会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全球大多数，本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主体性作用，但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导致其多数时候只是被动地参与全球政治伦理秩序塑造，在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处于被支配地位，造成了全球治理秩序的主体客体化倾向。

　　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作为追逐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制度与理念，以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及彼此之间的积极互动，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地域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构建起了全球统治与治理体系。但对非西方社会而言，这是一段被殖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资本主义粗暴地打断了非西方社会民族或区域性历史的自然演化过程，绝大部分非西方社会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全球交往关系中，近代非西方社会并非西方社会的平等交往对象，而是被视为一种“野蛮”存在并有待于通过殖民进行改造的对象。在非西方社会的视角中，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华盛顿共识等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塑造，是一种由殖民主义体系、帝国主义体系、二战—冷战全球体系、后冷战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四个阶段构成的历史演变。非西方国家作为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重要主体，始终无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影响全球政治伦理话语权。多数时候，它们是以一种客体对象物的身份，被动地接受由西方社会塑造的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道德与制度约束，甚至受到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直接威胁。这种全球政治身份与地位的不平等性，促使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产生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