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资讯 >> 本网原创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
2019年04月02日 08: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学强 字号
所属学科:哲学关键词:乡村治理;中国古代;自治;德治;法治

内容摘要:由于“皇权不下县”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奉行的基本法则,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乡村基层组织为根基、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

关键词:乡村治理;中国古代;自治;德治;法治

作者简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中,乡村治理主要依靠的是经由教化养成的能使人产生敬畏感的“礼”,而不是政府施行的强制力,因而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就是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的显著特点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由于“皇权不下县”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奉行的基本法则,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乡村基层组织为根基、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

  自治:乡村治理的基本形式

  中国古代乡村自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具体来说,经过了从先秦时期的“乡遂制”、秦汉时期的“乡官制”、隋唐以后的“职役制”到宋以后乡村自治的确立。

  西周时期,实行“国”“野”分治的乡遂制,国中设有六乡,野中设有六遂。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沿袭这一制度。但是,“周时邻里乡党之事皆以命官主之”,尚谈不上自治。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里等乡里组织。汉代进一步细化了“里”以下的组织,建立了什伍制度。这一时期县以下乡村任职者的身份是国家官员,这种“乡官制”使乡里社会处于半自治状态。

  隋唐时期乡里制度发生较大变迁,“乡”的职能进一步削弱,而“里”以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则不断强化,开始了“王权止于县政”的新时期,乡官制开始过渡到职役制。这是从“以官治民”到“以民治民”的重大变化。但是,由于职役制是由国家委托的经纪人代行部分国家政权的职能,因而不能担负起对乡村进行全面治理的重任。而乡绅和乡约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填补了乡村治理出现的空白。

  宋以后乡村自治开始确立。北宋中叶,乡约正式产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由陕西蓝田的关学家吕大钧所制定的《吕氏乡约》,具体内容分为四大纲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最早对乡约制度进行研究的杨开道在《中国乡约制度》一书中认为,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乡约制度,一个打倒中国治人传统的乡约制度,一个竖立中国民治基础的乡约制度”。以提倡和研究乡村建设理论著称的梁漱溟认为,《吕氏乡约》“这个东西,可以包含了地方自治”。萧公权十分推崇《吕氏乡约》,认为其“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正因为乡约的自治性,宋代以后出现了村社自治组织,国家对乡村自治开始正式认可。乡约经朱熹、王阳明、吕坤、陆世仪、张伯行等人的大力提倡和推行,对后代的乡村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明末,正式形成乡约、社仓、社学、保甲“四位一体”的地方自治制度。清代皇帝虽然也大力提倡乡治,但乡治的四个部分却由不同的机构负责,各自为政,乡约开始单纯作为教化的工具,宣讲圣谕成为其主要任务。这就使明代完整的乡治系统变得支离破碎,自治的精神冲淡,最后成为一纸空言。直到清末新政,才将推行地方自治作为立宪的基础。民国时期虽然试图推行地方自治,但始终没有太大的成效。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才真正实现了地方自治。

作者简介

姓名:高学强 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振)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