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斐伏尔的国家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认同与日常生活认同及二者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列斐伏尔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压抑和封闭，构成国家认同得以维持的重要方式。他论证了这样一个重要话题，即处于顶层的国家政权及其建构的国家认同与处于底层的日常生活是否仅仅存在着权力的垂直关系；日常生活对自身被封闭和压抑状态的反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认同。列斐伏尔试图通过对国家认同及其背后统治权力的维持与日常生活控制的内在关系的考察，寻找微观革命的现实基础。

　　列斐伏尔认为，构建国家认同既是统治阶级赢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重要途径。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情况的变化，国家认同不可避免地遭遇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在今天，国家认同及“国家认同对应的实体——国家、祖国、民族、政府——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具而言之，这些威胁和挑战可归属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的“国际压力趋向通过取消归属于一个政府和文化社群的办法打破国家认同”，纵向的威胁则来自隶属于国家的“区域、城镇、地方社区差别论者的压力”。这必然使得国家认同的保存与维持成为一个问题。列斐伏尔强调，今天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统治权力维护国家认同的中心控制区。在日常生活中，国家认同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强化自身，将自身建构为日常生活认同。然而，列斐伏尔认为，在国家内部，维持国家认同的方法，无论是对日常生活中节日和各种纪念活动的强化，还是诉诸历史文化的传承性甚或直接将日常生活作为维持认同的中心，以阻挡国家认同稳定性的失却，其性质是保守主义的，其代价是对变革的拒绝和抵制，因而本质上是落后的。由于保守地维持统治阶级及其利益，统治权力必然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限制变革与发展。在日常生活控制中，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保守主义倾向下过时的、陈旧的东西，企图通过旧日余晖的闪现，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中恢复国家认同的荣光，但仍难以抵挡最终溃败的命运。

　　虽然变革的趋势使国家认同遭遇挑战，但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旧参照系”，即那些代表往昔生活经历与生活方式的城镇、标志着心理认同的共同历史以及精神一致性的宗教等却仍然得以留存。列斐伏尔认为，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为国家认同的维持提供了条件。国家认同的维持和保守主义，有其存续的事实与心理根源。例如，财产和个人住房，既对个体维持自身身份的同一性至关重要，同时也具有心理意义——形成了一个物质实体意义上的“窝”，更意味着心理意义上的“壳”，这种双重保护层“把内部环境保护起来，避免敌对世界的攻击”。而“外面世界的威胁越大，内部环境的重要性和连续性就越大，内部环境环绕或保护着主体的内在性”。列斐伏尔指出，其结果是“私人”与“公共”的分裂与分立，公共的从属于国家及其政治权力，而“家”则是私人的。事实上，私人领域的“壳化”或者与共同领域的分裂和隔离，有助于国家认同的维持，日常生活的“壳化”正是国家权力运行的结果。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并非处于国家权力的远端，隶属于权力的“远秩序”，而是处于权力的近端，隶属于“近秩序”。科学技术在这种权力位置关系的转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统治策略与权力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