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等宋学学者和理学家推重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五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五经是尊的格局，而且在经典诠释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

　　唐宋以降至元明时期，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经学发生历史性变革，由以五经训诂考释为主的注疏之学转向以四书义理阐释为主的理学。四书及四书性理之学取代经学以五经及五经训诂之学为主的地位，完成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

　　儒家经学是以经孔子整理的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并阐发其含义的学问，发展演变经历了经学在战国的起源，在西汉被定为一尊，汉学在汉唐时期的流传演变，以及宋学兴起（延续到元明），理学占据宋学发展主导地位，清代新汉学形成等发展演变的若干阶段。

　　宋学体现了儒学发展的

　　连续性与创新性

　　作为一代学术思潮，以义理之学为主导的宋学体现了儒学发展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所谓义理之学，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义理”一词，初见于《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即义理是对礼的合宜得理的解说。汉晋时指经义名理，故后来学者将其作为一门讲求经义，探讨其名理的学问。宋儒治经，着重探究义理，与汉唐儒者专事训诂名物、传注疏释的治经路数不同，重在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和道理。宋学的一般特征是重义理，轻训诂，以此与汉学相区别。后来将宋学称为义理之学，而与重章句训诂、传注疏释的汉唐经学相区别。

　　宋学中包括宋代诸多讲义理的宋学人物和派别，亦包括在宋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学。到后来理学则成为宋学发展的主要内容，以致有学者把理学作为宋学的代名词。然而宋学与理学之间不应画等号，宋学的内涵大于理学，时间上也早于理学。宋学包括了理学和非理学的讲义理的诸治儒家经学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宋学的发展体现为以理学发展为主，尤其南宋以后，理学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宋学的发展便体现为理学诸派的演变发展。

　　回顾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如果说，中国哲学发展到汉代，随着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是关注“天人之际”，侧重解决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依傍的文本主要是儒家经典五经而有今、古文经学之争；而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哲学依傍佛典，集中探讨“佛性”并及心、性、情问题，推本“性情之原”最能反映时代精神。中国哲学发展到宋代，随着儒道释的互黜、互补，面临信仰失落、统治者道德沦丧和价值观重建等问题，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则落入对天理人欲的关注，如何为儒家伦理学寻找哲学本体论的依据，依傍的文本则由五经转变为四书，通过四书阐发义理及哲理，而有别于汉唐对五经的训诂注疏之学。

　　天理人欲之辨，成为理学家讨论的核心话题，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目的是端正社会风气，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加以伦理纲常的规范和约束，同时对普通民众提出道德自律的要求，亦是在核心价值观上，对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传承和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理学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于天理人欲之分，理论针对性正是唐统治者的“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体现了新形势下新儒学者为了维护社会统治秩序而复兴儒学、重整纲常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