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面抗日战争的起始点。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为了统一和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农民生活状况，团结和带领广大边区群众，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减贫斗争，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保障。

　　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初抵陕北，中共中央面对的是一个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生存环境，人口不足150万，耕地面积仅843.1万亩，粮食年产量只有103.4301万石，畜牧业有牛驴10万多头、羊40多万只。整个农村副业及工商业凋敝不堪，植棉、纺织等大都停顿。工业十分落后，边区金融业枯竭，人民生活普遍贫困。

　　物质生活饥寒交迫，吃饭食不见米，常年以糠秕榆叶裹腹。成人穿衣褴褛不堪，衣物破烂到无法缝补时方才丢弃。全家老小挤住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共用一床棉褥，数十年都以此避寒。遇上灾荒年景，野草吃完、树皮啃尽，大量饥民不得不以“观音土”为食，甚至发生卖儿鬻女的惨剧。

　　经济负担赋税苛重，各类苛捐杂税多达80余种。农民所受盘剥异常严重、形式花样繁杂，一些地方的高利贷竟占贫雇农全年收入的45%—85%。同时，大量贫苦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30%的自耕农占地10亩以下，且多为远山陡坡地，靠租耕地糊口，终岁收入，不够温饱。

　　社会救济无依无靠，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长期处于无人照管状态。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5年，边区自然灾害不断，农田受灾面积达2553.7万亩，损失粮食123.3万石，受灾人口160万人次。医疗设施极度匮乏，群众缺乏基本卫生常识，各种疫病流行，每年死亡人数高达八九万人。

　　文化教育愚昧落后。“文化荒漠”堪称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真实写照，“只有乞讨之乡风，无求学之村落”，全区文盲率达98%，民众愚昧迷信，赌博之风肆虐、吸食鸦片之习横行，几无文化生活可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正是在积贫积弱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面对任务艰巨、情况复杂的贫困局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减贫实践。

　　借助外援 休养民力

　　1937年7月至1940年，在军需困难、民力不足的情况下，边区继承以往传统办法，采取借、捐、拨等措施，以达到休养民力、支持长期抗战的目的。

　　首先，减免税收、广辟财源。这一时期，边区税种、税目较少，税率较低，仅收盐税与货物税。据统计，1937—1940年，边区税收共122713元，仅占财政收入10%左右。边区基本上不征收工商税，仅于1937年起，开始在定边设税务局征收盐税与部分货物税。1937—1940年，边区征收盐税仅115874.50元。同时，通过公营企业收入、罚款、没收、土地征收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1352860.8元。

　　其次，征募代金、解决军需。为解决抗日战争前方战士寒衣，1939年在延安市商民中募集寒衣代金10万元，1940年边区政府向商人征募寒衣代金427705.29元。为解决粮草被服问题，边区政府节约开支，一部分依靠外来成品衣服，一部分买布自己缝制，马草由财政拨款采购，不向农民征收。粮食则主要通过征收救国公粮和政府拨款采购两种方式，保障军需供应。

　　最后，多方筹措、休养生息。边区政府努力争取国内外爱国人士捐款，支持抗日爱国事业。以1940年为例，边区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以及后方进步人士、海外华侨捐款等抗战外援10502975.8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0.5%。1937年，边区政府对全年收入粮300斤以下的农民免征公粮。1938—1940年，对全年收粮350斤以下的农民免征公粮。至于孤寡老弱病残者和遭受天灾者，免交公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