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文学源远流长，宛若一条红线，贯穿了文学史发展的始终，展现了大自然形态丰富的美及古人开阔自由的心灵。

　　比附道德 烘托气氛

　　先秦是中国山水文学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大自然在人们心目中既是神秘庄严、令人敬畏的，又是充满魅力与生机的。从“怀柔百神”的宗教礼仪活动到孔子的“比德”观、孟子的“致用”态度以及庄子的顺任自然、回归自然的思想，人们与大自然在精神、情感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本质意义上的确立。其中，孔子“比德”观对后世影响尤其深远。孔子将道德观念融入对自然美的欣赏之中，自然物在许多时候是作为人的精神品格的对应物而存在并获得精神价值的。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是自然美能否进入审美视野的重要尺度，亦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联系既已确立，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们分开。这种难以分割的联系，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感知和认识，也映射出人们在追寻探索中所展示的心灵真实，中国山水文学就是在此背景下萌芽的。

　　汉代是中国文人与大自然结成全面联系进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一个过渡时期。《诗经》《楚辞》及两汉文学创作中涉及的山水景物，主要是被用来烘托主人公的形象及酝酿一种浓厚的抒情气氛，其本身的审美价值并不被文学家看重。

　　山水清音 与人会通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山水文学的发生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逐渐走向自觉，文学家们把目光深情地投向大自然。左思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将山水的清响看作妙绝的天然音乐，标志着中国文人山水审美意识开始觉醒：自然的美不是人为的，丝竹管弦之妙是不能和山水清音相比的，由此我们看到了山水文学诞生的曙光。

　　在这一时期的山水文学史上，袁山松在《宜都记》中提出的“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的说法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它指出“惊知己”不只是属于山水，同时也属于人，只有彼此都“惊知己”，人与山水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融通。这是山水文学诞生的哲学与美学基础。

　　此外，汉末社会动乱、隐逸之风盛行。士大夫以山林泽野为避难之所，庄园经济迅速发展为士大夫的隐逸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永嘉之乱”后士大夫南渡，有更多机会接触江南的绿水青山：“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疏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会稽郡记》）这些都促成了山水文学的诞生。

　　南朝文人在魏晋文人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审美视野，竞相赏玩山水，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大自然。山水自然在生活中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独立对象，进而成为文学创作的独立题材。至此，山水文学诞生的条件已具备。谢灵运的山水诗成为这一时期山水文学的重要代表。而这一时期山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虽是为魏晋时无名氏的地理著作《水经》做的注释，却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对自然山水的描写，峻峭灵秀，清气逼人，直接影响了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创作，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也都从中汲取了艺术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