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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8年05月31日 07: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存刚 字号
关键词: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创新发展

内容摘要:就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而言,这是一个需要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也一定能够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时代。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深化人类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并增强人类驾驭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国际关系理论亟须创新发展,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再出发。无论是世界性,还是民族性,都将有助于扩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应当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国与世界的复杂互动、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中,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明确改革发展的方向,并给出富有新意、令人信服的解释。

关键词: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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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就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而言,这是一个需要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也一定能够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时代。我们不仅应当有这样的自信,而且应当努力培养和不断提升这样的能力。无论未来相对成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呈现何种形态,其核心范畴是什么,其研究方法会怎样,它都需要兼具系统性、专业性、主体性、原创性。这样的理论创新,既是新时代的需要,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

  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世界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巨大拓展、交通和通信在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促使全球范围的联系性空前凸显,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空前强化,“地球村”已从略带幻想的浪漫词汇转化成可感可知的客观事实。然而,人类对联系性和相互依赖度的管控能力并未与现实的进展同步提升,由此导致全球性问题频发、全球性挑战严峻。其次,近代以来长期主导世界秩序、操控国际规则的欧美传统大国虽然在绝对力量方面仍在缓慢上升,但其相对力量持续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都在不断增长。实力的此消彼长,导致欧美传统大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对国际规则的操控能力悄然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变革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增强。再次,以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飞速发展,它们将重构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产业,并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引发世界经济关系、人类基本经济关系的革命性变化。

  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已进入新阶段,并呈现出与以往任何阶段都迥然不同的特点。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续发生变化。从1840年到1949年,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中国,是当时盘踞世界舞台中央、操控世界秩序的欧美列强欺凌和蚕食的对象,“不平等”是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最显著特点,“弱国无外交”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行为的最精准描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重构中国与世界之新关系的起点。这种新关系的显著特色是,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中国致力于在世界体系中寻求平等与尊重,并不断将这种诉求变为现实。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而引致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而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两大基本任务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展开,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国际引领能力和对全球与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世界体系外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体系内国家、从世界体系边缘国家发展成为“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家的两级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国际关系发展业已进入新时代。

  国际关系理论亟待创新发展

  解释世界,是理论的基本功能之一。透过这一功能,人类才有可能把握世界,进而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既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都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方面有过不俗的表现,并因此在学术界、政策界风靡一时。比如,现实主义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强调,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国际秩序的认知,建构主义对观念、认同的解读,不仅使人们能够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把握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国际关系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

  然而,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更为鲜明的国际关系现实,无论上述哪种理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解释力不足问题。例如,现实主义不能有效解释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无法给出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良方,从而在认识论上具有浓重的“历史循环论”色彩;自由主义不能有效回应为什么国家实力的增长,尤其是硬实力的增长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关键性作用,无法提供走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路径;建构主义则不能有效解释世界相互依赖性的空前高涨,为什么无法有效弥合人类不同群体在观念上的分歧和认同上的差异。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深化人类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并增强人类驾驭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国际关系理论亟须创新发展,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再出发。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引领实践的

  主要面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一部人类思想发展史,已经反复确证这一论断。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恰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重大契机。为此,应当着力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议题,如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的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否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问题等,并运用科学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实现重大的理论创新。那种缺乏问题意识、没有明确问题的所谓理论研究,不可能真正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是充分体现时代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作为系统化的意识,任何一种理论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时代。即便是错误的理论,只要稍加分析,也可以看出它所折射的时代意涵。至于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其反映时代的深度和广度当然更大一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同样不能够离开我们所处的时代。换言之,它必须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必须回应当今时代的重大关切,必须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三是既要体现继承性,又要体现创新性。继承和发展,是推动思想理论创新最基本的两种手段。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绝不意味着摒弃人类历经数百年实践所取得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应当正确对待、积极吸收既有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精髓,同时勇于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判断、新方法,在以新的理论成果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同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进步。

  四是既要体现世界性,又要体现民族性。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展现自身的特性、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需要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广泛的涵盖性、巨大的包容性和深厚的民族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中国人研究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必然会秉持中国理念、融入中国情感、打上中国烙印、彰显中国智慧。无论是世界性,还是民族性,都将有助于扩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

  五是既要体现实践性,又要体现理论性。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来都不是纯粹书斋里的学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应当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国与世界的复杂互动、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中,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明确改革发展的方向,并给出富有新意、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在实践性和理论性两个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将直接决定这一理论形态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影响力,以及在整个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中的位置。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外交学系主任、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王存刚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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