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这个问题关乎如何理解儒学的本质和功能,如何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笔者认为,若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突破西方的宗教概念,将儒教理解为宗教之教与教化之教的合而为一。

　　“儒教”概念的内含及演化

　　一般认为,鬼神与魂魄是宗教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思想中有着大量的相关讨论,这为宗教化儒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正如荀子强调对于鬼神之祭礼“君子以为人事也,庶民以为鬼事也”,君子(指儒学思想家)与庶民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有着理性和迷信的区别的。虽然“三礼”中存在大量的鬼神魂魄观念,但历代经学家主要以自然主义的“气”释之,这与民间通行的鬼神观念有着重要区别。结合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说法,笔者认为,儒家出于对鬼神问题的理性态度,难以对之形成宗教性认识。因此,在儒学从先秦到清末的发展过程中,“儒教”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儒学的教化。

　　随着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儒教”概念开始具有“宗教”(religion)的意涵。之后梁启超受其影响,正式将“儒教”作为一种宗教提出并予以批判和重构,从此,宗教性的“儒教”概念开始登上思想界的殿堂。但梁启超的“儒教”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并无意也未能引起当时的学界对“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一问题的关注。故而在同时和稍后的学术界中,传统的“儒教”概念也并行不悖,两者之间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论争。20世纪80年代初,任继愈重拾梁启超的“儒教”说,其本意是要对之展开批判,不曾想却引起了学术界对于“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一问题的质疑。至此,“儒教”是教非教之争才正式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宗教性儒教与非宗教性儒教

　　儒学思想强调三纲五常,要求敬天法祖、慎终追远,因此,格外重视相关的教化,力求以自己的理念“化成天下”,希望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均能遵循儒家所推崇的礼义纲常,从而形成一个富庶而和谐的理想世界,这正是士君子所希望的“教”的结果。儒学思想家通常是这类教化的发起者,虽然他们自身深谙儒学之理,并且一直都在努力和佛教道教划清界限,但他们所建构和宣扬的儒学理念在正式教育体系(官学与私学)之外,仍不得不以一种深受佛道等宗教影响的宗教化形式去深入民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普通民众认知水平的限制,必须以宗教化的思维来理解和践行儒家思想;其次,佛道等宗教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民间社会,儒教的推广自然要深受其影响;最后,儒学精英和上层统治者们自身往往与佛道等宗教思想联系紧密,在他们建构儒教体系的过程中往往也会不自觉地为其所左右。

　　总而言之,从实质内容来看,儒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形态:宗教性儒教与非宗教性儒教。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在儒学精英们那里的“儒教”总体上是非宗教性的,而儒学思想在民间的教化既要以宗教化的形式进行,又要排斥佛道等宗教,必然就要寻找其他的道路,于是部分民间信仰应运而生,担负起了这个任务。

　　民间信仰:宗教性儒教的

　　重要形式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神灵都是由民间供奉的儒家或符合儒家伦理理念的人物。例如,关帝信仰以及民间对狄仁杰、岳飞等人的供奉,其实质都是对儒家所宣扬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的崇拜和推广。它们既是儒家宣教内容的民间版本,也是构成宗教性儒教的主体内容。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一些民间信仰正是宗教性儒教的重要表现形式。

　　值得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地区的流播主要就是以宗教性儒教,甚或就是以民间宗教信仰的形式进行的,这与东北亚日、韩等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日、韩对儒学的传播更多是从人文理性的层面进行。这一差异与儒家思想在这两个地区的不同传播方式有关。具体地说,日、韩曾在唐宋时期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和官员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与文明,主要走的是官方路径,吸取的是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东南亚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对中华文化的吸收则更多地是走底层路线,官方层面的交流学习相对较少,儒学基本是由中国南方沿海的民众传播过去的。这些人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对儒学的理解有限,再加上南方地区自古尚鬼敬神,宗教氛围浓厚,民间信仰发达,所以,宗教性的儒教通常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和东南亚诸国盛行不衰。

　　总之,笔者认为,今天我们统称为儒学的这个话语体系中是存在宗教性因素的,这一点无可置疑。而且,这种宗教性因素的存在于传统社会确有必要,它以准宗教的形式开展伦理道德观念的教化,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因此,儒教之“教”本质上是指教化,“宗教”是作为教化的一部分而存在。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贵州孔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