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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终特刊:争鸣
2018年01月09日 10: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郗戈从现代学科发展角度提出,马克思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趋于整合的发展阶段,《资本论》开创了一种综合经济学与哲学的“新哲学”形态(《〈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思想史考察》,《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赖大仁《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透过“文学本质论”的历史、嬗变及影响进行了考辩:一方面,文学本质论是现代文论的核心问题,反映了文学理论的转型和发展.谭好哲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反思的问题、思路与方法》(《百家评论》2017年第1期)中则认为,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建构,关键还在于对新时期以来本土文学理论予以及时总结,只有厘清这些重要文学观念的理论特征、演进历程及其论争流变,文学理论的本土性轮廓及其精神风貌才能呈现出来。

关键词:哲学;研究;文学理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批判;本体论;人工智能;反思

作者简介:

  编者按:思想之花总是在碰撞与交融中绚烂绽放,“争鸣”往往成为这一华彩时刻最初的见证者。徜徉于新知、新论的海洋,享受人文思想的凝练与升华,使我们在新征程的起点不再踌躇,充满自信地努力前行。又到年终岁首之际,本版分两期与读者分享过去一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争鸣”版期待“回首思想”能成为我们一同前行的能量源泉,继续观照现实,与读者分享人文精神之魅力。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任重道远,与之伴随而生的学术论争亦此起彼伏。立足学界论争,201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有两条鲜明的线索,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什么”与“怎么做”的问题。

  “是什么”的问题

  其一,基础理论方面,马克思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相关论争与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维范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的推进,影响深远。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了劳动本体论思想(《试析马克思〈资本论〉劳动本体论思想》,《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发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胡岳岷《〈资本论〉中是劳动本体论吗?——兼与谭苑苑博士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质疑上述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是资本本体论。笔者在《再谈〈资本论〉的劳动本体论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13日)一文中,从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发展动态、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形成依据及其本质特征等方面予以回应。此外,李昕桐认为马克思现实性概念中内含本体论意蕴,具体结构表现为人的“劳动—经济—实践”(《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陶富源则将马克思本体论定义为一种“融唯物性与辩证性于一体的辩证物质论”(《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研究对象、方法论、逻辑主线、体系建构等方面展开探讨。卫兴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也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程恩富认为,应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过程中,继续使用《资本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北京日报》2017年10月16日)。

  逄锦聚强调,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位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原理(《南开学报》2017年第4期)。李建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以及政治、国家关系;方法论包括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实践认识论三个方面(《福建日报》2017年1月17日)。

  洪银兴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应是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王立胜提出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明确叙述起点和分析主线,厘清理论来源及拓展学科框架(《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怎么做”的问题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我国重大现实问题时,研究热点与学术争鸣亦不断涌现,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为例,相关学者主要就如何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以及如何认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看法。他们在此问题上体现的共性思考主要包括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干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作用。

  王立胜认为,要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两方面优势,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紫光阁》2017年第9期)。邱海平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者将政府与市场简单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强调必须全面、辩证地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前线》2017年第2期)。张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还应注意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改革、对外经济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方式、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周新城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在各自坚持自身的本质内容的同时,其具体实现形式必须做出适应对方需要的调整(《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10期)。

  如何科学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真理不会褪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探索步伐也不会停下,捍卫并坚守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在任何时候都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使命与担当。诚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谭苑苑,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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