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普克（S.Kripke）在20世纪70年代论证“直接指称”理论时，提出了要“严格区分认识论范畴与形而上学范畴”的方法论。严格遵循这一方法论，我们很快就会得出作为形而上学范畴的必然/偶然与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先验/后验的外延是不等同的，即，有些先验的知识可以是偶然的，或者，有些后验的知识可以是必然的。克里普克指出，后验—必然知识的典型示例是“晨星=暮星”。先验—偶然知识的典型代表包括标准米与海王星示例。其中，国内外学界关于标准米示例的争议最大，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文章通过细致考察相关成果发现，标准米示例应被更精确地界定为先验—必然知识。具体论证可以阐释如下。

　　众所周知，克里普克是通过质疑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在标准米示例上的观点来说明我们关于标准米的知识是一种先验—偶然的。维特根斯坦指出：有一个事物，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又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它就是保存在巴黎的作为标准米的那根金属杆。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对它赋予了任何非凡性质，而只是表明它在“用米尺测量”的语言游戏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所谓在“用米尺测量的语言游戏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是指米标准本身不能被测量，只能用来测量其他事物。

　　克里普克对此表示强烈怀疑：事实上，对于任意一根棍子，这种说法都是一种“非凡”性质。“我（克里普克）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如果有这样一根棍子，它具有一定的长度，比如说是39.37英寸（假设我们还有一个不同的关于英寸的标准），那么，为什么不能说它是一米长？”克里普克不仅认为，作为一米标准的事物长一米，而且，对于约定这个事物成为一米标准的认知主体来说，他是先验地知道该事物长一米。另外，克里普克认为在不同温度和压强下，作为一米标准的事物有可能不是一米长，如此，标准米示例是一个先验—偶然知识。

　　实际上，自从克里普克提出标准米示例是一个先验—偶然知识之后，学界有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强烈质疑。最早的一个产生一定影响力的质疑可以被概括为“存在忧患”质疑：假设我们把“一米”定义为某一事物在特定时刻的长度。那么，“这个事物的长度是一米”就可以表达一个真命题。但是，如果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某一属性是真的，那就意味着这个事物是存在的。而我们关于某一事物存在的知识一定是后验的，所以，克里普克的标准米示例是建立在一个后验前提之上的，即不构成先验知识。

　　这一质疑因其极端简单性而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它提出了质疑。其中，大卫·考尔斯（D.Cowles）就认为，“存在忧患”质疑并非先验—偶然论题的致命反驳。他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一个免于存在忧患的示例。令“阿尔法”指现实世界中太阳系的大行星的个数。由于已经约定阿尔法是太阳系中大行星的个数，那么，“太阳系中有阿尔法个行星”所表达的命题就为真。同时，数存在这一点又是一个先验知识，所以，这个示例可以免于存在质疑。即使现实世界太阳系中大行星的数量为零，阿尔法也有指称。于是，考尔斯认为存在忧患质疑有一定的缺陷。当然，提请注意的是，考尔斯本人也指出，他所举的例子并不是一个先验—偶然知识，他旨在说明存在忧患质疑有缺陷。实际上，关于这一路径的研究，在考尔斯之后就逐渐减少了。我们在这里简单作一个评论：关于存在忧患以及对存在忧患的反驳似乎都预设了“所有偶然都是后验的，所有必然都是先验的”，由此很可能会犯丐题谬误。澄清这一点后，我们来看关于标准米示例的更直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