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1790）（以下简称“斯密”）的名字似乎永远是和“《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斯密毫无疑问是一位被人们奉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而名垂青史的。实际上，孕育出这两部传世经典之作的土壤则是斯密深厚的哲学思想。其好友大卫·休谟（以下简称“休谟”）在接到斯密1759年发表的巨著《道德情操论》一书之后，写了长信给斯密，其中有这样一句：“您要表明自己既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又是一位实际的哲学家。”熊彼特也在他著名的《经济分析史》中高度评价了斯密的哲学论文。尽管斯密堪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中国学界仍然忽视其作为苏格兰18世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中较为重要一面，即建立在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历史分析之上的自然哲学以及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而这两方面的哲学思想是构成斯密对自然科学史思考极为重要的内容，可为研究斯密哲学思想体系开辟新的空间，并与斯密的社会哲学思想一起，共同构成其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

　　自然哲学思想

　　斯密的自然哲学思想是以讨论人类的心智为主，即人类是如何分析、分类以及理解这个世界的。他在《天文学史》的开篇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我们建立了科学理论；接着他描述了理论从提出到接受检验，再到最终被替代的整个过程；最后，他引用牛顿的例子，解释了一个“好的”理论所应具备的要素。他指出，推动人类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们对新知识的好奇心，即“无知带来的新奇乐趣”。他甚至完全同意休谟的“由法律生安全；由安全生好奇；由好奇生知识”的观点。他进一步描述和论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当法律、秩序和安全尚未建立之时，人们并没有那份好奇心去探询那些看似松散脱节的自然现象维系在一起的隐形的事件链条。然而，当秩序和安全已在法律基础上建立，当生存已不再充满危险，人类的好奇心便开始滋长，他们便有了更多的闲暇去留意诸多自然现象，能够更敏锐地观察到自然现象中最细微的不合常规之处，也更迫切地想去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关联链条”。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奇心是哲学家的标志”，故而“哲学可被视为一种与人的想象力交往的艺术”。

　　在以上哲学思想原则的指导下，斯密指出，科学的起源也就是哲学的起源，其目标是“探索关于相互衔接的自然律的科学”。这可视为斯密科学观的核心。他认为，对于古代天文学家来说，需要解释的“惊奇之事”是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以及它们彼此间所形成的充分关联。而这些天体运动的秩序构成了太空的运动法则，即太空秩序或天体秩序。这就从一个以天文学发展史为视角的理论发展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方法。对于斯密来说，解释世界的方式则是依靠人类的心智将世界的复杂性分解为我们能够实际理解的简单原理。在他看来，所有的科学模型，也就是“所有的哲学体系”都纯粹是人类想象力的发明创造。他详细地考察和追溯了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天文学体系，即意大利学派的天文学体系；并依次论述评价了各个学派和各个体系在天文学方面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大致为亚里士多德体系→欧多克斯体系→依巴谷体系→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布拉赫体系→伽利略体系→开普勒体系→笛卡尔体系→牛顿体系。他除了论及这些大的体系之外，还对许多为天文学作出贡献的学者和学派都不吝笔墨一一进行了描述。特别有意义的是，他首次公正清晰地梳理了依巴谷体系，并批判了在他之前哲学家对此体系的漠视。在天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个“连接律”的概念，同时也指出，没有一个体系是完全严密的，“支配这个世界的相互衔接的‘律’是无法为全人类所熟知的”。因此，“连接律”概念可看作斯密在自然哲学思维严密性和抽象性上的一个创新，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引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遵循“连接律”的原则下，斯密进一步将其自然哲学从天体引向天体之下的世界，即地球的世界。他说：“哲学，一方面致力于建构井然有序的天体系统，一方面又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大自然中不那么崇高的部分，即地球本身及地表附近的物体。”也就是说，整个自然哲学的对象是包括天上与地上的“存在”，也统称为宇宙。而宇宙则被视为一架完整的机器，被普遍法则所支配，指向其总体目标，即宇宙万物及其中各个物种的总体存续和昌盛，即“存在是与万物的连接”。由于这个宇宙体系太过精妙，具有其完美的统一性，因此，斯密完全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一切事物自然本性中都有神性的部分”；也如柏拉图所言“人的心灵本身就是神性的一部分”。出于神的智慧，它何等巧妙地安排了所有植物或动物的天性中都有两个伟大的目的，即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它们各自的运动和结构的最终原因受造物主的安排，受神的指引。这种观念是受斯密那个时代强大的自然哲学传统的影响。至此可见，斯密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理论框架基本是依循西方古典哲学体系路径，围绕太空秩序与宇宙秩序，展开对自然秩序的论证逻辑，并为接下来的社会哲学预留了理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