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学者看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这一“地方性”的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之上的，而18世纪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几乎就是一部结盟对决与霸权战争的历史。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范式的“大辩论”和“不可通约性”正体现了这种“划分”、“斗争”意识。如果不希望国际关系的历史走向只有西方所揭示的那种可能，就必须跳出固有理论范式的牢笼，吸收融合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在内的不同文明和文化的思想资源、寻求范式融通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

　　范式融通有必要也有可能

　　长久以来的“范式之争”阻碍了对话与交流，新理论新思想诞生后也往往被标签化，难以获得根本创新。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季玲讲述了三大范式“各说各话”的表现：一是封闭于其他理论范式。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导致理论视野越发极端和狭窄；二是封闭于国际关系的实践。范式在追求简约、线性之美的过程中可能会根据理论假定、概念来框定现实问题，或用实践来迎合和佐证理论，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刘鸣看来，三大范式具备的两个内在关联性为实现范式融合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一是均承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现实主义强调利益的不调和性，自由主义承认相对收益的重要性，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规则、制度和价值同样对国家利益构成影响等。另一个是结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包括物质结构与社会结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则承认物质性结构。

　　以问题导向推动范式融通

　　问题导向型研究可成为沟通范式的一条路径。即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借鉴不同理论的合理内核和逻辑，对现实实践提供更为准确的理解与解释，形成可以指导实践者具体行为的研究成果。季玲认为，这也是一种“中观”和实用主义的研究路径，是对各种范式研究成果的融会贯通，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以弥合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的鸿沟，还可以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中观理论试图建立起基于特定议题领域和时空范围的理论，刘鸣举例，全球治理理论、联盟与威胁理论、软制衡理论、国际规范的传播与演化研究等均属于中观理论。

　　除以问题导向、中观理论作为桥梁之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丰观察到目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三种超越范式的路径：一是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构建综合性范式，二是在特定的两种范式之间搭桥，三是卡赞斯坦所主张的分析折中主义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