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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在“分立”与“综合”中前行
2015年09月07日 07: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大雷 字号

内容摘要:其后,《文选》研究又有词章、广续、雠校、评论诸学,这些文献研究与整理,都是对“选学”某一局部的研究,此为“选学”的“分立”形态。比如《文选》的编纂问题,在“选学”分立阶段并不被注意,但在“选学”的“综合”下,高步瀛讨论“《文选》之作”,周贞亮、骆鸿凯讨论“纂次”、“纂集”,最终在傅刚书中成为主要的讨论问题,之后王立群有《〈文选〉成书研究》、胡大雷有《〈文选〉编纂研究》。又比如《文选》文体学的问题,周贞亮在其“文选之观察法”章有“从文章体式”上观察《文选》,骆鸿凯则在其附编中有《〈文选〉分体研究举例》,列有“《文选》分体研究纲领”,并有以“论”体为例的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许逸民提出“新文选学”,包括文选注释学、文选校勘学、文选评论学、文选索引学、文选版本学、文选编纂学、文选文艺学等方面,眼界开阔、含吐宏大。

关键词:研究;编纂;文体;评论;谱系;李善;骆鸿凯;文选学;周贞亮;讨论

作者简介:

  “选学”肇始,或释“音”,或释“音义”,唐李善及五臣的《文选注》,奠定注释学基业。其后,《文选》研究又有词章、广续、雠校、评论诸学,这些文献研究与整理,都是对“选学”某一局部的研究,此为“选学”的“分立”形态。清代“选学”大兴,开创“选学”研究的“综合”形态,此即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撰人”、“注引群书目录”、对李善注的探讨、“前贤评论”。其书《自序》云:“李注精博,学者萃毕生之力,寻绎无尽。”“余尝取选注以类别为八门,末则缀以鄙说。”其特点是以李善注研究为主线,而展开的“选学”研究的“综合”,故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称之为“实际上是一部《文选概论》”。

  随着西方现代学术传入中国,对《文选》进行全面、整体性的观照,越来越成为“选学”研究的热点。高步瀛《选学举要》,其重点是第二至七卷的篇目讲疏、讲析,而其第一卷论“《文选》之作”、“文选学之由来”、“李善、五臣及诸家注”、“选学书目”等,虽然过简,但却是“选学”的“综合”。后有周贞亮《文选学》,其上编为“篇题”、“纂次”、“选学”史、“刊刻及评骘”等,扩大了“选学”研究的范围;其下编为《文选》之“观察法”、“读法”等,总括出《文选》研究的各个角度。非常明显,其“选学”研究的主线是“综合”。骆鸿凯《文选学》亦是如此,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等,在研究内容方面,尽可能有全面的“综合”;在研究方法方面举分体研究、专家研究为例,意在“综合”但还是“分立”。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其研究主线是《文选》的编纂与文体,此二者是在对“选学”研究诸问题重新进行“综合”后得出的,既具有系统化、整体化的特点,又具有开创新的研究领域的特点。

  “选学”研究的“综合”,发现了“选学”研究的许多新问题、新领域,这些发现不仅仅只是靠时代学术风气中的研究者的独特眼光,还依赖“选学”研究“综合”形态指导下的框架。学术现代转型下“选学”的“综合”,为“选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局面,其表现既在于“选学”研究自身的整体性,又在于当以“综合”的眼光对“选学”实施全面、整体性的研究时,“选学”研究中原本不被注意的部分,在“选学”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中堂而皇之占据着一席地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由附庸而变得蔚为大观。傅刚之作最具此方面的意义。比如《文选》的编纂问题,在“选学”分立阶段并不被注意,但在“选学”的“综合”下,高步瀛讨论“《文选》之作”,周贞亮、骆鸿凯讨论“纂次”、“纂集”,最终在傅刚书中成为主要的讨论问题,之后王立群有《〈文选〉成书研究》、胡大雷有《〈文选〉编纂研究》。又比如《文选》文体学的问题,周贞亮在其“文选之观察法”章有“从文章体式”上观察《文选》,骆鸿凯则在其附编中有《〈文选〉分体研究举例》,列有“《文选》分体研究纲领”,并有以“论”体为例的研究。而在傅刚的著述中,成为其两大论题之一,并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古代文体学研究又点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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