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初读《沈从文全集》的时候，就注意到沈虎雏编《沈从文著作中文总书目》附有《附录：有待证实的书》。其中第5种是“《一个舞女的通信》（小说）”，写到“约1928下半年至1929年初出版。原书未见到。此书与戴一鹤所编，1933年12月上海大众书局出版《名家短篇创作选》下册所收的《信》，是否即同一作品，尚待核实。《信》的作者虽署名沈从文，但疑点颇多，在事实未澄清的情况下，全集没有将《信》编入”。当时就感叹沈从文著述之丰赡与全集之不易，虽为至亲子嗣，犹有19种“有待证实的书”；同时也感佩虎雏先生这种处理颇为可取，既有慨然留下线索的大方，又有决不贸然入集的谨严。随后2009年9月出版修订本时，这些文字都没有变化，表明“核实”似乎没有进展。

　　基于对沈从文文字的喜爱，笔者在读书问学过程中也随时留意相关的资料信息，想知道《名家短篇创作选》下册所收的《信》是不是沈从文的作品？甚至想能不能为事实的“澄清”做点什么？侥幸的是，最近翻阅了几种资料之后，似乎可以有助于事实的逐步“澄清”了。

　　笔者所见上海大众书局出版《名家短篇创作选》版权页标注的出版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出版”，编辑者“戴一鹤”，发行人“樊剑刚”，印刷者、发行者均署“大众书局”，总发行所署“上海四马路大众书局”，上册选文21篇，262页，下册选文14篇，连续编排页码，共计555页，其中最末两篇即是《猎野猪的人》与《信》，均署名“从文”。也就是说，《沈从文全集》（附卷）的前述相关内容可能存在不确切之处。其一，上海大众书局出版的《名家短篇创作选》应该在1934年10月，而不是1933年12月。查《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的《名家短篇创作选》初版时间也是“1934年10月”。其二，《名家短篇创作选》下册所收的《信》的作者署名是从文，而不是沈从文。

　　作为普通读者，我们也很难得知导致“全集没有将《信》编入”的“疑点颇多”之具体所指，但通阅《名家短篇创作选》（下册），的确发现《信》有一些可疑之处。比如《信》的特殊编辑处理问题。之前的13篇作品均在正文篇名后标注作者，篇末注明出处，但《信》的作者“从文”仅在目录页中出现，在正文中既未标明作者，也未注明出处。这是编者一时疏忽，还是有意模糊？由于目前对编者戴一鹤的信息所知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暂时还难以判断。但可能就是这一特殊处理，让《信》和沈从文产生了八十多年的瓜葛。

　　再如《信》的篇幅体例问题。《信》由小芹写给爱人阿冰的50封书信组成，长达125页，字数超过5万字，相当于此前从《绿霉火腿》到《猎野猪的人》10篇作品的总篇幅，似乎已不宜称为短篇创作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编者难以割爱，宁愿违背“短篇创作选”的编辑初衷，都要选入《信》呢？这又是一个依据目前的资料难以回答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信》的出处作者问题。既然是《名家短篇创作选》，那么《信》选自哪里？其作者究竟是谁呢？编者没有注明出处是不是因为此作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呢？《信》会是从出版的单行本中收录的吗？它的题名和作者情况如何？这些问题相信有不少有心人思考过，笔者也曾深感困扰，直至近读学友廖久明著《高长虹年谱》，才偶然找到一点线索。

　　《高长虹年谱》1929年1月26日谱文曰：“作《舞女的白肉》、《创造社落后》，发表在本该1月5日出版的《长虹周刊》第13期《每日评论》栏……《舞女的白肉》‘文字倒很流畅，内容也还新鲜，的确使人总想一看便看完。’”其中反复出现的“舞女的白肉”五个字，唤醒了笔者的阅读记忆，《名家短篇创作选》中《信》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谈这个话题，反复咏叹沦为舞女后“白肉”的悲惨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