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远离庙堂、隐居不仕的“不合作”态度为基本特征的隐逸群体，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曾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长期以来，有关隐逸群体的研究并不鲜见。然而，仔细检视海内外研究成果可知，有关隐逸群体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上隐逸群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尚有待基于材料或视野创新的逐层推进。

　　弃世·入世·反世：道、儒、法的隐逸认识

　　至少在战国时，有关隐逸思想的认识已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道、儒、法三家对隐逸的价值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倾向的理解。

　　庄子从强调个体生存意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隐”的本质不在于任何外在的表现形式（如隐身何处，如何生活等），拒绝承认一切顶着外在形式或名头的所谓隐者，如《大宗师》曰：“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骈拇》亦云：“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

　　与庄子极端地强调“出世”的彻底性不同，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即将隐逸视为一种对抗“无道”现实的策略，显示出的是相当积极的“入世”或现实关怀。

　　韩非主张法律对国家、社会的全面覆盖，由此自然将对隐逸的认识推至另一个极端。“古有伯夷、叔齐，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隐逸者的恬淡，颠覆了君主权力和法律制度得以施行的“二柄”（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隐逸者及其行为也成为脱逸于法的管控的政治对立面，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对法律制度和君主权威构成严重挑衅的反世行为。

　　道、儒、法三家所深刻论证的弃世、入世、反世三种价值倾向的隐逸观，成为此后历史中隐逸群体寻求身份定位时最重要的思想与价值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