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中，对邓小平同志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可谓数量可观。有学者认为，海外对邓小平的关注与研究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即初起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回流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回升、高潮阶段（1992—1997年）和深入研究阶段（1997—2000年）。总的来看，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海外对邓小平的研究应归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中，侧重对邓小平个人生涯的评介，主要集中在对旅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邓小平、淮海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和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的认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走到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前台，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显著提升。于是，分析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在20世纪90年代末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美俄日学者来华调研增多 研究论著颇丰

　　从21世纪前期情况看，以美国、俄罗斯、日本为主的国外学者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并相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等。与此同时，到中国来调研、考察邓小平理论实践效果的人数明显增加，这些人中不乏知名学者，他们随后还出版了多部相关研究的著作，如俄罗斯的斯米尔诺夫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B．H．乌索夫的《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日本矢吹晋的《邓小平》，美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

　　“好奇心”驱使国外邓小平研究明显增多

　　外国人为什么要关注邓小平、研究邓小平理论，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对象国制定本国发展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对象国研究当代中国，基点和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深入分析邓小平理论可作为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一点作用非常明显。俄罗斯、德国（主要是前东德）及前东欧国家的学者，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今天部分地吸取原社会主义治理国家经验的过程。在反思的过程中，这些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历史作用，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认识过程。特别是从社会主义时期过来、今天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一线的学者们更看重这方面的研究。例如近年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季塔连科院士、德国左翼党主席格雷戈尔·吉西博士，都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反思研究。吉西博士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会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生态状况的改造、平等国际关系的谋求作出更多的贡献，真正解决上述国内国际问题的基本原则仍应回归于马克思的基本论述，即“在无阶级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自由，是其他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一些学者表示，应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态度，也提出应从人类解放和国际共运史的角度，分析邓小平改革开放决策和思想重要性的问题。总的来说，无论是反思还是评析，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发展道路的考虑，都将促使国际范围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愈加趋于深入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