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至5月，我有幸在密苏里大学历史系访学，该系的西奥多·库迪切克（Theodore Koditschek）教授是现代英国社会史和大英帝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也是我访学期间学习和请教的主要对象。他的第一本书《城镇工业社会的阶层分化：布拉德福德，1750—1850年》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和罗伯特·利文斯顿·斯凯勒奖（Herbert Baxter Adams and Robert Livingston Schuyler Prizes）。之后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其新著《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与历史想象：19世纪的英国图景》也于最近在北美的英国研究会议上获得了彼得·斯坦斯基奖（Peter Stansky Prize）。借着访学的机会，我和库迪切克教授探讨了英美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马克思主义吸引我研究英国历史

　　张瑾：作为奥地利移民后代的犹太历史学家，是什么吸引您投身英国历史的研究？

　　西奥多·库迪切克：我刚满16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伯特兰·罗素的自传。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从来没有谈过他二战前在奥地利的情况。当时我以为他给我这本书是想向我传达某种神秘的消息。不管怎样我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罗素自传，学习了以他为代表的英格兰贵族式的自由主义。除了他的贵族身份，我发现罗素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对学习、政治和爱情都倾注了激烈和不妥协的激情，是一个颇具吸引力、值得崇拜的对象。16岁那年的夏天，我除了罗素自传外，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该书建立了英国工业革命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正是这两本书让我开始对英国历史产生兴趣，只不过当时我还没想到今后会研究它。

　　大学一年级时，我读J.S.穆勒的《论自由》，认为这是罗素思想的重要前导，是关于英国的另一个重要阐述。当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的灵感反而是被夸张的理论诉求所激发的。我看到穆勒缺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马克思缺少穆勒对自由的捍卫。如果二者可以结合起来，结果将是完美的。所以，我选择了哲学作为我的专业。幸运的是，我很快意识到不太能在哲学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况且哲学太过抽象，为了让学业与研究更加具体，我考虑了一系列社会科学学科。但当时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学显得过于保守，人类学又要求具备外向的品质，而我不具备刚毅气质，只剩下了历史和地理可选。我在童年时期就喜欢国王、王后和总统的历史，喜欢全球各个部分的地图。所以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历史变成不只是一堆名字和日期的堆砌，让历史也能与河流、山脉和城市等有某种联系？历史是否可以用吸引我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方法进行研究？

　　在读本科第三年的时候，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E.A.瑞格利的《人口与历史》让我发现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它充满了悲怆和戏剧性的事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以以演绎学科的视角来撰写。只是汤普森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散漫、理论含糊和过度好辩的印象。而阅读《人口与历史》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被人口分析的力量所震撼，出生、死亡和婚姻等简单的数据为研究随时间而变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新视角，于是我想，可以将瑞格利的结构主义和汤普森对机构与文化的敏感性结合起来吗？早期曾想将马克思和穆勒相结合的想法也变得更加现实，同时我也试图将汤普森的“主观”英国史与瑞格利的“客观”史结合起来。后来，我终于找到了职业方向，并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从此开始我的历史学研究。

　　张瑾：您在新著《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与历史想象：19世纪的英国图景》中对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概念有新的诠释吗？

　　西奥多·库迪切克：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是我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间的连接线，都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霸权的利益所在。对我来说，自由主义的矛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和最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的起源就在19世纪英国。